Larraín导演的父亲是知名智利右翼人物，有 Wikipedia Page 的那种。所以，大家觉得电影里那个探员究竟是谁呢？探员说母亲是妓女，自认为生父是警察。这或许也是说导演以前的自我认同是右翼死忠，国家政权维护者吧。我觉得本片像是一个以导演的视角探寻聂鲁达是谁的expedition。这个探员实在是太诗化和文青了，像是生活在祖国春风下的理想主义年轻人。包括导演亲口承认的向摩托日记致敬的桥段，也体现了这一点。这是一个切格瓦拉式的富裕青年寻找自我的故事。或许整部电影的来源就是导演读者聂鲁达的诗和传记，对聂鲁达进行消解和重新认知。而追捕的过程本身也是一种重塑聂鲁达的过程。而最终的“合体”则是出身右翼的导演与智利第一共产党的统一。导演终于点破，他自己虽然出身名门，但也是人民的一员。聂鲁达来自人民，而他的艺术创作创造了那个时代的人民，并且影响着现在的每一个智利人。可以说聂鲁达作为智利国民人物，既为智利人民所塑造，也塑造了现代的智利人。感觉这是一部有智慧的作品。好一部诗一般的寓言。
如果你知道聶魯達怎麼死的話，或許你對《流亡詩人聶魯達》那充滿希望的結局會有截然不同的感受。
現實中的聶魯達，數年前曾被開棺挖墳，為的是調查他在四十多年前究竟是如官方所說的死於前列腺癌，還是被當時剛奪權的暴君皮諾切特（Augusto Pinochet）毒殺。電影中的聶魯達，經過一番「老鼠捉貓」的長途捉迷藏之後，終逃離智利，在歐洲的自由國度繼續吟詩，享受著政治鬥士和多情詩人的光環。那時候距離詩人之死還有二十一年。導演Pablo Larrain嘗試把聶魯達逃亡的歷程拍成詩一般的形式。追捕聶魯達的警察Oscar不單就史實而言是虛構的，他在故事中也是半虛半實，在追捕過程之中由詩人藉文字賦與血肉。分鏡與剪接違反了慣常的連貫性，節奏如Trailer一般跳躍，與懸疑緊張的情節互相干擾，刻意但沒驚喜。攝影強調天然日光，質感類似《復仇勇者》 （The Revenant），珠玉在前，動機和效果皆成疑問。
電影未提及的是，聶魯達後來回國、選總統、又換了一個妻子，並助其戰友阿連德（Salvador Allende）在1970年踏上總統寶座。三年後的9月11日，總統在政變中自盡，詩人則在十二日後逝世。人們懷疑他其實是被特務打毒針而死的。2013年，繼續步阿連德後塵，聶魯達被挖墳驗屍查死因，兩年後結論只是「很可能遇害而非病逝」。至今人們仍無法確定聶魯達的死因。法醫報告並不比他的情詩更真實，始終詩人應該躺在情人而非法醫的床上。
(刪節版原載於am730「730視角」2017年9月5日)
在智利的政治哥特大师巴勃罗·拉雷恩（Pablo Larraín）的新片中，导演细挖了一个“神圣的怪兽”：1971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巴勃罗·聂鲁达。《追捕聂鲁达》不能算是一部传记片，因为它只描绘了主人公人生中一段短暂而戏剧化的时期：从1948年1月到1949年3月那十五个月，那时诗人作为一名参议员以及立场鲜明的智利共产党（当时已被禁）员，被迫进行地下活动，并最后翻过安第斯山脉逃到了阿根廷。
聂鲁达在他的回忆录中只用了十几页讲述这段时期，其中一半是关于他潜逃过程中振奋人心的最后部分。关于这段经历的写作也带着聂鲁达常有的自我升华：“即使智利的石头”也熟识他的声音，他如此半开玩笑地夸赞道。这部电影由吉列尔莫·卡尔德龙（Guillermo Calderón）编剧，是对聂鲁达的胆大妄为的一种挖苦式赞美。
演员路易斯·格内科（Luis Gnecco，他在拉雷恩2012年的《不》中饰演了一位左派组织者，那是导演“反对皮诺切特三部曲”中的第二部）在影片中将聂鲁达演绎出了一种阴沉而冷淡的壮丽，尤其出场时，主角在一片闪光灯中来到参议院的洗手间，强烈谴责总统加夫列尔·冈萨雷斯·魏地拉（Gabriel González Videla）背叛国家。成为了左派化妆舞会的骚乱继续进行着，聂鲁达穿着一个连帽斗篷，扮成阿拉伯的劳伦斯。据他那放纵的第二任妻子（由阿根廷女演员梅赛德斯·莫兰富有魅力地扮演）说，聂鲁达以他诗人的嗓音震撼了他的同志和崇拜者，慷慨激昂地吟诵那充满青春气息的情诗，开头是：“今晚我可以写出最悲伤的句子……”
“
聂鲁达期待着自己将领衔主演一场疯狂的追捕，并认为他的这位追捕者来自他自己的虚构。
”
当晚派对的坏仙女，是只闻其声未见其影的警察奥斯卡·贝卢彻诺（Óscar Peluchonneau，盖尔·加西亚·贝尔纳尔扮演），也就是他导致了聂鲁达被捕。 贝卢彻诺代表了右翼怨恨的声音，他曾如此嘲弄诗人和他的政治盟友：“共产党人讨厌工作。他们宁愿焚烧教堂。”伯纳尔的贝卢彻诺像一把弹簧刀一样尖锐、刻薄，也特别荒唐，他声称自己是智利最高安全官员的私生子。老贝卢彻诺是一个历史真实人物；这位儿子则是一个诗意的自大狂，也用诗歌说话（“我来自一页空白，”他解释说）。聂鲁达期待着自己将领衔主演一场疯狂的追捕，并认为他的这位追捕者来自他自己的虚构。
在潜入地下之后，聂鲁达以狂欢派对聊以度日：他隐藏在日光之下，隐藏在变装之中——当贝卢彻诺闯入一个妓院去抓捕他时。与此同时，他那慷慨好战的诗歌则在全国范围内广泛流传，呼吁惩罚总统冈萨雷斯·魏地拉（由拉雷恩的坏人典范阿尔弗雷多·卡斯特罗扮演）。
《追捕聂鲁达》是一部高度智性的政治娱乐片（其中诗人与一位喝醉的女干部的过招精彩绝伦），其中不乏梦境般的、黑色电影式的元素。用镜流畅，布景朦胧，偶尔用上空间背投。片中，聂鲁达早贝卢彻诺一步，来到瓦尔帕莱索，藏匿其中，并计划继续向前去到“地球的尽头”，于是我们见到伤感的最后一幕。
当诗人一路前往博尔赫斯的祖国阿根廷——当时阿根廷的统治者是胡安·贝隆——的时候，他变得越来越博尔赫斯。聂鲁达称贝卢彻诺为自己“穿着制服的幽灵”，并对他的追捕充满着热切的盼望：“我梦着他，他梦着我。”痴迷的巴黎人民受到巴勃罗·毕加索的煽动，狂热拥护聂鲁达那充满勇气的抵抗，而他的对手则被埋没。这时，聂鲁达再一次背诵了他那首悲伤情诗中最悲伤的一句。（博尔赫斯讨厌聂鲁达，曾经在1945年的短篇小说《阿莱夫》里以聂鲁达为原型，创造了卡洛斯·阿亨蒂诺·达内里这个又爱虚荣又啰嗦，一心想变当代惠特曼的人物。）
《追捕聂鲁达》既是一段文学乐章——它远远超越了那些试图将作家本人放入其自身作品世界里进行诠释的“传记”电影，诸如维姆·文德斯的《哈姆雷特》（1982）和史蒂芬·索德伯格的《卡夫卡》（1991）——也是一部元历史的国家史诗。电影预设了知识渊博的观者，拉雷恩在他的“皮诺切特三部曲”以及他对于天主教教堂秘密罪行的挖掘《俱乐部》（2015）之后，开始有点像智利版的安杰依·瓦伊达（Andrej Wajda），化身为富有讽刺精神的国家良心。
作为一部历史剧情片，《追捕聂鲁达》和拉雷恩最近的英语片《杰奎琳》（Jackie，又译《第一夫人》）形成了有趣的比照。在《杰奎琳》中，勇敢但有些牵强附会的娜塔莉·波特曼努力扮演着美国历史上最迷人的政治人物之一，独自在阴森的古典美式房屋中游荡。虽然电影有一些用力过猛，但是其中有一个绝妙的自反镜头：不知所措的杰奎琳愣愣地望着她被多次复制的形象——那既是她深邃的唯我主义的反射，又是拉雷恩对于这位第一夫人的刻画之预示。
而《追捕聂鲁达》则一点都不让人感到幽闭恐惧，然而它其中也有一个类似但更加智慧的时刻，即诗人那被抛弃的妻子耐心地向他的追捕者解释：“在这个故事里面，我们每个人都围绕着主角转。”警察不解：“我也是一个虚构人物？”她以肯定回答。他又问：“那你也是虚构人物吗？”她露出甜蜜的微笑，答：“不，我是真实的。我是永恒的。”
故事背景是1948年的智利，原本受共产党推崇的当选总统, 在二战后的苏美冷战对抗中投靠了美国，于是开始驱逐迫害共产党。诗人政治家聂鲁达，作为智利最知名的共产党，也开始了举世瞩目的的逃亡。电影用大胆的想象力把诗人与警察之间的追逐进行了诗意的探寻和重构，让我们更直观地体验文学和电影相互渗透结合的乐趣。
一开始就是象征意义浓烈的超现实场景，智利的议会在厕所里举行，领导人们一边解手，一边讨论政治，这样的场面本身说明了一切。
影片让 盖尔·加西亚饰演的警察通过画外音表达着自己的思想和对他的追捕对象聂鲁达的观察，他想象着自己是妓女和警察头子的儿子，带着清晰明确的信念和目标开始了追捕。他带着鄙夷的眼光看着左翼的精英分子们，他们其实是脱离人民的。“艺术家、知识分子、律师，他们曾周游世界，满载而归，纵情享乐，感受不到穷人的汗水。”“共产党痛恨工作，他们宁愿烧教堂，这让他们感觉更有活力。”
诗人在逃亡，却希望近距离感受追捕他的人，不想藏在他们找不到的地方。他每次留下一本侦探小说给追捕他的人。
随着追捕的深入，执着的警察追寻着诗人的足迹，读着他的作品，体验他的思想，他的身份开始模糊，倒在雪地里的人相信自己不再是警察头子的儿子，而是聂鲁达的儿子，人民的儿子。
这部传记片没有试图记录聂鲁达的生平，而是通过作家塑造的警察的独特视角来展开，警察通过追捕诗人来寻求自己身份的过程中，也带着观众探寻了诗人存在的意义。在这场追捕过程中，我们也看到了诗人虚荣、自私，贪图享乐的一面，用一个保护他的人的话来说：“你希望利用这场迫害把自己变成圣人。”也有对他的价值观的质疑，贫困女工指着没挨过穷的精英左翼们问“当实现了共产主义之后，是我和他们一样，还是他们和我一样。”
而他本人不再是电影评判的标准，他存在的意义是他的文字。他的文字影响了他的人民，让他们噩梦般的生活有了意义，也让他笔下虚构的人物有了血肉。我想这正是这部传记电影让我们看到的聂鲁达，这位伟大的诗人存在的意义。
如果你不喜欢《第一夫人》，那你可以试试看这部《追捕聂鲁达》。虽然出自同一个导演帕布·罗拉雷恩之手，同样都从政治背景切入人物，同样只截取主角人生中的一个阶段，同样有着灰暗的色调和别致的镜头风格，两部电影在本质上有着很大的不同。《第一夫人》仍是一部中规中矩的人物传记，除了娜塔莉·波特曼的演绎过于喧宾夺主之外，剧情显得过分平庸。但《追捕聂鲁达》却在传记片的形式上走得更远，让这个深入人心地历史名人跳脱出书本、传记、百科地描述而不拘一格地呈现。n电影开场，镜头旋转推移跟随着聂鲁达进入参议院的洗手间。这位共产党参议员同时也是人民最热爱的诗人对背叛左翼支持转而投靠美国的智利总统大加伐挞。共产党受到当权派的清洗和压迫，公开批判总统的聂鲁达更是遭到总统党翼的弹劾和追捕。总统先生对他的受欢迎大感嫉妒：“这个人只要伸手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一万名工人就会安静下来听他用那种特殊的声音朗诵这首诗”。西装革履严肃紧绷的警察佩卢恰努适时出场。这位自认为是警长之子的年轻人一直对聂鲁达穷追不舍，从妓院到街头，从熙攘的城市到荒芜人烟的安第斯山，却又总是让狡猾的诗人在最后关头逃脱。所有历史都记录下聂鲁达在这段故事中不可推翻的结局——他成功逃往阿根廷，并流亡欧洲，继续歌颂他所热爱的世界。而电影则给予佩卢恰努一个意义模糊的结局——死亡或者重生。n n一个意义丰富的聂鲁达——热情洋溢的斯大林主义者，人民的宠儿nn我们所熟知的聂鲁达，是热情洋溢的共产主义者，是曾经流亡海外的政客，是获得的诺贝尔文学奖的诗人。拉雷恩镜头下的聂鲁达则赋予这个人物更丰富的意义，他既热爱人民——他曾为异装成女人的男妓朗诵诗歌、为衣衫褴褛的乞丐披上外套，同时也是人民的宠儿——共产党人保障他逃亡途中衣食无忧、妓女贫民替他隐匿行踪、甚至是农场主也愿意庇佑他逃脱追捕。n但他也是苏维埃政权的最高捍卫者——斯大林的“情人”。他认为只有苏维埃民主制才能拯救人民于水火，即使这样总统府将铺满碎花生壳和碎酒瓶，律法尽是拼写错误，但“墓地里再也不会充斥着被处决的政治犯”，却浑然不觉古拉格的噩梦真相，这是他作为诗人的天真无邪和盲目热情。n聂鲁达也是一个沉湎于酒神精神的狂欢者，从不拒绝女人们的追捧和物欲享乐。他是舞会上的阿拉伯的劳伦斯，轻抚白马深情朗诵“今夜我能写出最哀伤的诗句”。他并不否认在共产党内所拥有的特权，在与醉酒的女党员的争论中以玩笑化解质疑：共产主义实现后，所有人都将与他一样“在厨房里进食，在被窝里私通。”他是第一任妻子口中的善良人，以亲昵的口吻将第二任妻子Delia叫做“小蚂蚁”，却也经常耐不住隐居的寂寞与妓女彻夜纵酒狂欢。n拉雷恩对诗人并没有太多政治和价值偏向的判断，既没有颂扬，也没有同情，亦没有贬低，而是忠于表现他极端浪漫主义和自由主义的诗意精神。电影对这个人物的情感更多是出于对这个人民宠儿的爱。这样一个聂鲁达距离历史教科书越远，越是具有大胆而犀利的意义。n n创造和被创造的佩卢恰努——在诗意上接近聂鲁达，在叙事上接近博尔赫斯nn然而聂鲁达并不是这部电影的唯一主角，它创造了另一个主角：追捕者奥斯卡·佩卢恰努。这也成为电影超越传记片格局的一个突破。在这个人物正式登场前，他第一人称的内心独白作为画外音就伴随着聂鲁达的出场一同响起，并贯穿电影始终。来自于警察的独白动摇了以聂鲁达为主角的地位，这既是一场虚构和真实人物之间的博弈，也是虚拟和现实的共振。n佩卢恰努既是追捕事件的参与者，是捕杀共产党人的压迫者，也是画外音中冷静克制的旁观者，而成为狂热而追求自由的诗人的对立面。他的自叙并不存在任何局限，仿佛来自于一个预知事件前因后果的幽灵，总是与先他行动一步的诗人同在，把未知当成过去那样无法挽回，以冷眼观看的讥诮观察聂鲁达的每一次行动、每一次逃脱、每一次朗诵。n由佩卢恰努的画外音所带领的叙事创造了一个诗意的迷宫，让跟随他的视角探索故事的观众在观看中迷失方向。电影通过Delia之口宣布聂鲁达对这个追捕故事的创作主权，同时也宣布警察这个人物的虚构性：“在他的剧本里，我们都围绕着主角转……他创造了你，把你写成一个可悲的警察”。而佩卢恰努则对自己的虚构和配角属性表示不服，他说：“在我的故事中我抓住了他，我把他关进了监狱。我会让他入睡，然后看着他做梦”。这个故事的创作署名权究竟属于谁？是导演和剧作者安排了主角们的命运？还是热衷于追捕游戏的聂鲁达设计了这场盛大的逃亡？还是立志于留名历史的野心家佩卢恰努正在改写历史?这个故事的阅读者又是谁？是正在观看主人公命运走向的观众？是酷爱侦探小说的聂鲁达？还是被塑造成总统走狗，却在精神上越来越接近诗人的警察？n这场盛大的追捕和逃亡在智利南部的安第斯山脉到达高潮。从汽车到摩托再到马匹，从三百名警察的大规模搜捕到单枪匹马的追逐，佩卢恰努的境遇陡转直下落入势单力薄的劣势。在濒临死亡之际，佩卢恰努在雪地里大声呼喊聂鲁达的名字：“巴勃罗！巴勃罗！”而他内心的独白却是“我一直在追逐雄鹰，却始终不会飞翔。”聂鲁达则循着枪声，朝着他的追捕者的方向走去。最终他们相遇了，聂鲁达这样描述他的追捕者：“是的。我认识他，他是我的警官，我的迫害者。”此时佩卢恰努的独白同时响起，与诗人的话语重合：“我那穿着警服的幽灵。我梦见他，他也梦见我。他观察我，调查我。你看看你写下了什么警官，你写下了雪和马匹。你塑造了我。”n佩卢恰努的独白充满聂鲁达般的诗意和暗喻，而这个人物被创造出来的方式则在文学的意义上更接近雨果和博尔赫斯。就像雨果笔下最伟大的逃亡者和最执着的追捕者冉阿让和沙威一样，佩卢恰努和聂鲁达彼此成就了彼此，彼此塑造了彼此。沙威从小生活在苦役营，对警长父亲的耳濡目染与父亲的不断“言传身教”，使这个人物被打上守护制度执行命令的烙印，正是他所摆脱不掉的宿命。沙威对于制度的维护和隐藏的恻隐之心成就了冉阿让在苦难之下的光芒，冉阿让的屡次逃遁和宽容善良，断裂了沙威作为政府工具的意义，而完善了他作为普通人的人性意义。而佩卢恰努则在沙威的宿命之上更进一步，开始书写自己的命运。n最初佩卢恰努身上被打下这些反派人物所共有的烙印：政权和制度的走狗、残酷而不苟言笑的警察。然而在观察、追捕诗人的过程层中，他开始阅读诗人故意留下的侦探小说和诗集、亲吻诗人的第一任妻子、紧紧追随诗人的踪迹来到智利南部，而不断探索并丰富自身的意义。如果说聂鲁达的政治立场和浪漫多情还有历史记录可以追溯，那么佩卢恰努则像一块空白画布一样可以被任意涂抹。他的母亲是无名的妓女，而他父亲则有各种可能，既可以是贵族也可以是平民，既可以是仅有几个硬币的农和工人，也可以是拥有至高权利的警察局长。佩卢恰努出身的暧昧和无迹可寻正如这个人物的虚构性一样，充满流动的意义和不确定的认同感。n他的觉醒就好比博尔赫斯小说中那些参与观看自己命运戏剧的观众，和那些把自己放入小说文本成为主人公叙述自己经历的听众，僭越虚构而进入现实。在死亡之际，佩卢恰努终于挣脱了传统叙事中他应遵守的角色：伟大诗人的对立面、权力机构的抓牙、残酷无情的执法者，也跳脱聂鲁达给他设下的角色陷阱：一个局限于自我认知的可悲警察，而是亲自参与、书写、导演自己的命运悲剧，并意识到自己对于聂鲁达这个人物的反哺，而成为诗人逃亡故事中的一个重要角色。n佩卢恰努的独白在最后道：“我本来自于字里行间，而现在我已成为有血有肉的人。”n这是导演和编剧背后的野心，他们像博尔赫斯一样想方设法让人物变成作品中虚构的读者和作者，而这种虚构终将延伸向一个更大胆的入侵现实的尝试，将虚构人物引向现实，而将观众引入小说/电影。电影阴沉的灰蓝色调，轻快旋转的镜头和不断变换的对话场景更是促成了这种虚构和现实混淆的迷幻气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