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皮鼓  锡鼓 / 拒绝长大的男孩 / The Tin Drum

小说《铁皮鼓》于1979年被德国导演沃尔克·施隆多夫（Volker Schlöndorff）搬上银幕。尽管君特·格拉斯本人和我非常欣赏的法国剧作家让-克劳德·卡里尔（Jean-Claude Carrière）都是编剧成员，影片也获得了第52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及第32届法国嘎纳电影节的金棕榈大奖，我还是没法把电影与小说相提并论。

一是因为电影只涵盖了小说前两篇的内容，奥斯卡开始长个，变成驼背，搬到杜塞尔多夫之后的情节全被砍掉，小说本身的首尾呼应没有了，戏剧张力减弱不少。出于预算和电影长度的考虑，这虽可理解，但在删减之后，奥斯卡的再次成长成为了故事的尾音，使故事的重心从铁皮鼓移到了他拒绝长大这件事上，黑厨娘的意象被弱化了，这在我看来，则有点背离书的原意。对于作为时代精神力象征的奥斯卡来说，尽管他拒绝长大的时间跨度的确是从纳粹力量的兴起直到1945年的二战结束，但单纯的用反抗纳粹来解释他的拒绝成长却使书本身所涵盖的历史视角和反思广度变狭隘了很多。奥斯卡的拒绝长大，应该还蕴含了对抗人自身的阴影、耶稣与撒旦的平行两分、追随神的脚步在人类历史中游走等多重寓意。只有如此，他的再次成长及变为驼背畸形，才包涵了相应的深远含义；再结合逃亡后迎向黑厨娘的激荡尾声，才能终于实现对人类灵魂的反省、涤荡与升华，于无限心酸中蕴含烁烁希望。

二是电影的节奏，并没有小说那种自由之歌的翱翔感。饰演奥斯卡的小演员大卫·本奈特（David Bennent）尽管形象天成（他患有发育停滞症，拍摄《铁皮鼓》时已然11岁），但不论是跌下地窖，还是在反犹的水晶之夜踏入被砸毁的玩具店，目睹玩具商马克斯之死，他都刻意放缓行动节奏，这与我对书中的小奥斯卡的印象有所偏差。奥斯卡是个古怪的孩子，没错，但他的古怪体现于一种癫狂中的冷静，大卫·本奈特则冷静有余，癫狂不足。另外，因为书采取了章节的分别，它可以前一章用第一人称，后一章用第三人称；它可以在各种文体间来回跳跃而不影响叙事的流畅度。但电影作为视觉语言则必然要考虑到画面的整体性，不能加入过多的旁白，要在短时间内以最顺畅的方式提供给观众最多的信息，没多少形式变幻的自由。

而电影最重要的一点不足，我觉得则是对魔幻现实题材整体氛围的把握太过僵硬，在现实与荒诞间的过渡不够圆熟。这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79年时的技术限制——奥斯卡唱碎玻璃的镜头全通过枪打碎玻璃而实现，可见在当时的后期制作条件下要做出魔幻的效果有多么不易。在奥斯卡随贝布拉的前线剧团于诺曼底登陆前日参观海边堡垒的一幕中，本应有一个德国上士用机枪射杀赶海的修女嬷嬷们，她们手执黑伞飞升上天的片段，最后因为飞天效果达不到要求只好作罢。技术的限制使那些魔幻意味明显的一些意象无法出境，比如蔬菜商格雷夫用土豆天平自杀一节，还有被剪掉的接管杂货店的犹太人法因戈德和他在集中营被毒气杀害的全家，剩下的大多是现实的荒诞（必须承认的是，奥斯卡全家和扬·布朗斯基在海边看到渔人用腐烂的马头捉鳗鱼一幕极其精彩，完全散发出了魔幻现实主义的怪诞玄妙之风）。但在表现这些荒诞现实的过程中，电影的氛围还是过于写实了，比如说奥斯卡跟随父亲马策拉特前往纳粹集会一节，他掀开木板从舞台下面偷偷跑入会场，对比舞台前面的彩旗招展和秩序井然，舞台后面则有小孩便溺，有粪便狼藉的腌臜。这一细节在小说中是被特别强调了的，奥斯卡不仅明确回忆起贝布拉师傅告诫他说“切莫站在讲演台前。像我们这样的人，应当站在讲演台上”，还反复向读者询问“您可曾从背面看过讲演台吗？”并宣称“不论是谁，只要从背面看过演讲台，而且看个仔细的话，他就立刻被画上了护身符，从此不会再受演讲台上任何形式的魔术的诱惑。”电影少了这些被反复宣读明示的纸背之意，尽管完整地视觉再现了情境本身，却丧失了那一层微妙的画外意。尽管随后奥斯卡敲鼓扰乱纳粹集会的片段讽刺辛辣，情绪激荡，却并未营造出视觉癫狂的高潮，或者换句话说，电影还是把书里的种种象征和视觉寓意隐藏太深了，因此，尽管同样是描绘战争、历史与人性的黑色荒诞史诗，《铁皮鼓》的震撼力便远不及南斯拉夫导演库斯图里卡的《地下》（Underground）。

尽管如此，电影《铁皮鼓》依然是我所看过的对原著最为忠实忠诚的电影改编，几乎可以用“视觉翻译”来形容。既然谈到翻译，那么翻译家严复所提出的“信、达、雅”三原则就值得参考。我个人觉得电影《铁皮鼓》做到了“信”（faithfulness）与“雅”（elegance），“达”（expressiveness）则有所不足。

“信”指电影忠实再现了文字内容，没有任何偏移或重新解读——考虑到君特·格拉斯本人编剧一点，这是意料之中。“雅”则要归功于导演沃尔克·施隆多夫、摄影师伊戈·卢瑟（Igor Luther）和整个剧组。不管是再现二战前但泽的街市景象还是雨中泥泞的卡舒贝土豆田，电影画面都格局严整，色彩的绚烂与凝重交织，尤其结尾玛丽亚带小儿子库尔特和奥斯卡离开但泽投奔西德杜塞尔多夫的姐姐一幕，火车在薄云天里缓缓驶向远方，卡舒贝的土豆田里的青烟，火车顶上冒出的黑烟，青黄夹杂的土地，蓝白的远景，消失于视线尽头的电线杆与小黑点，都使画面如油画一样凝重丰富，久久令人难忘。除此之外，法国作曲家莫里斯·贾尔（Maurice Jarre）的原创音乐也为“雅”的实现做出了卓越贡献。这位曾经为《阿拉伯的劳伦斯》、《日瓦格医生》和《印度之旅》等电影史诗配乐的优秀作曲家在其恢弘而抒情的基调中以低沉的弦乐与嘹亮的短笛相配合，并加入了听似怪异却又与主旋律和谐一体的重复性短促长号（待考），这效果有如1991年的法国魔幻现实主义电影《黑点狂想曲》（Delicatessen）中与大提琴和鸣的音乐锯，既有怪诞的幽默感，又造成了音韵节奏上的意外变化，突显超越现实的不规则亮色。

至于“达”，则如前所述，过于忠实于原著的机械性视觉翻译，使很多文字中蕴含的荒诞寓意丢失在了流畅的叙事中，也难怪会有没读过原著的观众把《铁皮鼓》看成一个“谁也不能拒绝成长”的奇特故事，这实在令人遗憾。

除了精准再现书中奥斯卡外祖母安娜·布朗斯基大冬天在但泽集市出售肥鹅，用烧红了的砖头放在四条裙子下暖脚，以及海边渔人用腐烂马头捕捉鳗鱼的场景外，电影《铁皮鼓》非常精彩的一个处理是小奥斯卡对未来继母玛丽亚的爱情。车叶草味的汽水粉，奥斯卡的吐沫，玛丽亚下身的黑色三角形，都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呈现在观众面前，也确实暗示出了奥斯卡可能是小库尔特父亲的事实。但这些安排却给《铁皮鼓》带来了一些意想不到的麻烦——加拿大安大略省和美国奥克拉荷马城都裁决《铁皮鼓》中的镜头是搞“儿童色情”，或剪或禁，奥克拉荷马城甚至出动警察没收了所有图书馆及音像租赁店内的《铁皮鼓》录像带。2004年CC公司（Criterion Collection）出版的《铁皮鼓》DVD中收录了电影在奥克拉荷马城被禁之前因后果的纪录片，其过程充满了戏剧性。

至于电影没能拍摄的《铁皮鼓》第三篇，其实剧本早就存在，时间跨度是从1945～1959年，但后来让-克劳德·卡里尔和格拉斯一直增加内容，甚至包括了柏林墙倒塌，两德统一等更为近期的重大历史事件，使这个故事成为一部真正恢弘的德国史诗。但可惜这是个不能被完成的计划。直到如今，30多年过去了，1945年之后的内容也依然没能投入拍摄。而当年扮演小奥斯卡的大卫·本奈特尽管曾患发育迟缓症，如今也早已治愈，改变了模样。《铁皮鼓》的鼓音不再，细雨中卡舒贝的土豆田也只能在读者的头脑中继续冒出青烟，永久等待驼背的奥斯卡，等他再次挥动鼓棒，尖叫着震碎玻璃，踏响脚步唱诵永恒的旋律：“黑厨娘，你在吗？在呀在呀！”



《铁皮鼓》的内容解读：http://book.douban.com/review/3391806/

http://axinlove.com/2009/04/the-tin-drum/

《The Tin Drum_铁皮鼓》鼓点声里一个城市的风流韵史
－－风流的不是女人，是这个城市，担泽，德国和波兰交接的一个小城市
by @xinl.ve 061027

奥斯卡的奶奶宽大裙底藏着他的爷爷；
他的妈妈和他表舅有不伦情欲；
他和他父亲同时爱上风骚的小保姆。

前言：电影来自君特·格拉斯的同名小说，他最近有点麻烦，因为自传体的书《剥洋葱》让他陷入了困境，因为他加入过党卫军。这一举动是格拉斯一直激烈批判的，但是他过去一直没有正视和坦白这一点，现在让他焦头烂额。

没有看过小说原著，但是电影应该基本忠于原著，因为意象如此多，涵盖的内容太丰富，一个城市浩大的历史在铁皮鼓点声里响两个小时，电影给人的感觉纷乱复杂，这些只有导演重复小说原著时才会发生。太多的细节和隐喻，让你时时刻刻要想这是指代着什么，欧洲文艺片和欧洲三大奖的电影使命沉重。

看看电影里各个人物的指代，有了这个意象，可能看电影时才能明白种种表征和比喻：
奥斯卡的外祖母 －－担泽的过去和文化积淀
奥斯卡的外祖父_库尔雅泽克 －－二战时的美国
奥斯卡的母亲_艾格尼丝 －－二站时期德国和波兰夹缝中生存的担泽（自主、文化和意识）
奥斯卡的父亲_马特泽拉斯 －－外表强悍实质脆弱“无能”的亲德国的担泽人
奥斯卡的表舅_布朗斯基 －－亲波兰的担泽人
奥斯卡 －－担泽之子，担泽文化的形象
奥斯卡小保姆 －－重生的担泽
奥斯卡的弟弟 －－文化的“混血儿”
杂货店的老板_马库斯 －－商业文明和英国的代言人

电影的脉络以奥斯卡的成长为线索。他是个喜欢打鼓的小男孩，因为看见了母亲背着父亲和自己表舅的偷情，在3岁那年选择拒绝长高，外形只有3岁而心理年龄还在继续成长。历程一直到奥斯卡19岁时，在墓地葬送了父亲。担泽，也在这个时间历程里，潮起云落世事变迁。

用意象和比喻来分析电影，（）里的文字为我的推断。
1)奥斯卡的外祖母的裙底（担泽城市文化的积淀，是一种保护）
2）奥斯卡的爷爷，跳到水里逃脱追捕，而被认为可能是跑到美国，卖起了火柴，成了有钱人（这个身份很可能代表美国，两次战争的受利者，火柴是否可以理解成军火？）
3）目睹了母亲和表舅偷情的欢愉（担泽和波兰的男女私情与亲情）；
4）奥斯卡的不长大，外形上看不出到底是谁的儿子（担泽到底是德国还是波兰的亲生？）
5）杂货店老板对母亲的殷勤，因为有钱吸引着奥斯卡母亲私奔到伦敦（自身难保的犹太人，也是自身难保的英国的勾引）；
6）奥斯卡利用了鼓点捣乱了德国人接受担泽的仪式（担泽的自主意识对德国的拒绝，鼓点声是担泽自有的文化），门德尔松德婚礼进行曲和大雨让仪式成了闹剧；
7）鳗鱼在日本一直是性器的暗示，在这里这样理解的话，就可以轻松明白为什么奥斯卡的父亲要捉鳗鱼，并强逼着艾格尼丝要吃（这个意象就太明确了）。
8）自己母亲寻找出路不得的自杀（担泽没有出路的绝望，求死而生，以至后面有漂亮的小保姆）
9）神父给奥斯卡的耳光（信仰和宗教不仅抛弃了担泽这个城市，也放弃了它的文明）
10）奥斯卡的父亲马特泽拉斯，一直想要另一个孩子（亲德国的人要自己的后继）
11）奥斯卡的表舅_布朗斯基拿着的红心D（hatte提示我是诺曼第登陆的D日）
12）小保姆的出现（前面已经说过，她和父子的感情，标识着新担泽的选择）
13）马戏团的小丑（其他类似担泽城市的选择），给奥斯卡指出方向（也是担泽文化的出路）
14）因为对外形一样的女人的情欲而加入德军文艺宣传队（担泽文化的本能，不再计较是非，而是欲望）
15）父亲的死亡（太简单，就不用多说了）
16）奥斯卡弟弟对奥斯卡的攻击（铁蹄下的杂种文化对本源文化的攻击）
17）举止疯癫的守墓人，一直活着（永恒的只有死亡）

电影里这些指向太多太多，若是更熟悉这段历史和这个城市可以说出更多。个人看的也还有其他意象，这里没有举出。一部伟大的作品和一部伟大的影片，内容不可能全在我这个简单的影评中包括。

其中一个镜头非常妙，奥斯卡的母亲拒绝吃鳗鱼而躲到房间里时，镜头的左侧是一面镜子，镜子里是奥斯卡父亲的身影。奥斯卡的母亲穿着一身红（情欲，太盛的情欲），趴在床上，伤心的哭泣。奥斯卡的表舅，慢慢的把手伸向女人的裙底，女人哭泣声低了下来，镜子里父亲的身影慢慢从镜子中离去。

这部电影实在是发疯了，小说也是，格拉斯也是。

本文发表于《看电影》05年12期
无论文学或电影，故事情节都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表达的过程，是叙述的快感，文学用语言，电影用画面，同样具有无法言说又让人无法自拔的快感。一种须用舌尖去体会，一种须用眼睛耳朵去体会，而究其本质，都是大脑与文学或电影作者所要表达的东西的全部或部分发生了感应。作者和导演用文学或电影制造快感的载体，打包，封条，读者和观众将其拆开，新鲜的气味飘出来，大脑开始感应，回忆或畅想，获得快感。咀嚼君特格拉斯那些带着形状，色彩，声响，气味的词句，与用耳目阅读施隆多夫那些油画般富含激情与文学含义的影像，所获得的是相同却又不同的快感。

文字具有无限想象性，影像的直观性则部分地抹杀了这种想象的快感，而用一种斑斓的具象的画面取而代之。施多隆夫成功地将原著中的场景与意境用美丽的富有深意的画面再现出来，但这种画面化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原著的精神特质。就这一部完全忠于原著而且算改编得比较成功的电影而言，探讨原著的精神特质也许更有意义。

奥斯卡，一个在三岁时主动中断了成长的孩子，太容易让人联想起另一个不愿长大的孩子——虚无岛的彼得潘。他们以一种孩子的优越感与愤世嫉俗拒绝成人社会，拒绝变成那一种人，然而，彼得潘自始至终是个孩子，他的对成人社会的拒绝是出于一个孩子的直觉与本能，奥斯卡却只是保持了三岁孩子的身高，他有着超越成人的成熟灵魂，并且在三十年里在畸形的躯壳里这个灵魂从未中止成长。他与这个社会格格不入，是因为他超越了这个社会，这个畸形躯壳里的灵魂如此清醒，始终用超过成人三倍的智慧注视着这个世界。清醒始终是痛苦的，若不是整个社会错了，那就是你错了。无处可躲无路可逃，只有在游戏中遗忘，只有用游戏拯救。整个世界只是个大游乐场，成人比孩子可笑，孩子比成人残忍。当电影进行到一群孩子将撒了尿的炖癞蛤蟆汤往奥斯卡嘴里灌的时候，你能说，这是个正常美好的世界？自言自语的奥斯卡只有兀自敲着滑稽的鼓点，拯救，或者遗忘。只有这一种方式。

小说以奥斯卡的自叙进行叙述，于是电影则名正言顺地将他的叙述以以画外音的形式加以表达。然而，电影仍然保持了客观叙事。给我们讲故事的是导演，而不是在画外叙述的奥斯卡。相比较而言，小说的作者与文中的叙述者合而为一，作者为我们展示的即为奥斯卡的所见所闻，故事是以奥斯卡的主观视角发生的，而在电影里，奥斯卡即使在画外叙述，他仍然是导演的镜头所关注的对象，他与他叙述的对象都是导演的叙述对象，因此，在小说中我们可以很清楚地感受到奥斯卡的内心活动，而在电影里，这个疯狂的故事更显得冷静、客观，没有合理的内心解释，很多地方也就失去了原著中的冲击力。从内心的角度来解读奥斯卡的怪异行为，或者我们可以得到更好的答案。

让我们试着忘掉彼得潘，也许我们该怀着崇敬之情想起的是希特勒。希特勒用集中营建构自己的理想社会（即使这个理想社会对他人而言是个地狱），奥斯卡则躲在成百上千个被击破的铁皮鼓后面为自己保留一块有别于外面的黑暗社会的纯净之地。他们都抗拒现有社会，他们都拥有超人的智慧，他们都是尼采的信徒相信自己是全能的主，他们坚信自己是正确的，他们说他人即地狱，他们的血管里都流淌着日耳曼民族的血液。集中营和铁皮鼓原是一样的，希特勒和奥斯卡原来只是一个人，正如上帝和撒旦原是一个人。唯一的区别是——希特勒的失败与奥斯卡的胜利是——希特勒以为自己就是全世界，奥斯卡则坚持世界就是他自己。如果外面太吵闹，我就用我的鼓声忘记它吧——我只听得见我的鼓声，世界只有我的鼓声。奥斯卡不会去改变所有人，但他却用玩具铁皮鼓左右着身边的人。用华尔兹的鼓点声将纳粹集会变成一场狂欢的舞会，其实与任何政治或道德的原因无关，奥斯卡并不是一个反抗者，只是一个有怪癖的人，这一举动只是由于个人与美学的原因。牢牢守住他的鼓，保持三岁孩子的身高，拥有超过成年人三倍的智慧。生存，或者生活，对奥斯卡而言，并不是一个难题，却是一种困境。

生活的欲望与意义在哪里？在口水融化的嗤嗤作响的汽水粉灼热的手心，车叶草的气味像瓶子里的魔鬼一样危险而不可抗拒；在祖母的四条每周轮换的土豆色大裙子底下，用尖叫声在玻璃杯上刻画出心的形状献给心爱的人；在切碎猪形或鱼形小木板上的洋葱以催发体面的自由的无阻碍的眼泪的地窖里，耶稣敲不响奥斯卡的鼓。耶和华是上帝的儿子，而不是奥斯卡的兄弟，耶稣低眉含笑，耶稣处变不惊，这世界是他的，因此与他无关——再多的丑恶再多的畸形，耶和华都不会抬眼看一下，奥斯卡的鼓挂到耶稣的脖子上，耶稣却永远不会敲响。

电影只改编了小说的前两章，到奥斯卡埋葬了铁皮鼓，被砖块砸中头部开始长高时结束。对电影中的奥斯卡而言，生活到父母那辈的悲欢结束之时，已经结束；火车带着他驶向远方，留给我们的是冒着蒸汽远去的冰冷机械的背影，土豆地里老祖母仍在劳作，一个完全不同以往的工业时代却正在到来。那个时代的奥斯卡怎样生活，在电影里我们不得而知；在小说中，埋葬了铁皮鼓的奥斯卡却仍在继续他的生存困境。微笑或者眼泪，尖叫或者破碎，谁在鄙视谁谁在嫉妒谁，谁爱上谁谁恨谁，谁失去谁谁伤害谁，谁是父亲谁是母亲，谁为谁接生谁埋葬了谁，纳粹的军歌欢快，黑厨娘的歌谣欢快，奥斯卡的鼓点欢快，一切未知一切已知。快乐得如此痛苦。

所有的苦难在反复经历后不再成其为苦难，正如繁华历尽后繁华不再繁华。对奥斯卡而言，所有的苦难都不过是一场游戏。奥斯卡像描述一场游戏那样向我们描述了战争、杀戮、背叛、绝望的爱情、匕首、蒙汗药、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然而，游戏是比严肃更绝望的态度，麻木是比痛苦更残酷的结局，游戏结束，世界一切照旧。游戏的目的是快感，或者痛苦，总之是种不同寻常的刺激体验，鼓点声给予灵感，生活却将生活的灵感夺走。也许，过程越残酷，结局才越显得荒诞可悲。在造物主的眼里，人类的生死爱恨荣辱该是多么可笑，在奥斯卡的眼里，世界和自己多么可笑。即使他在被捕入狱之前，在自动楼梯上俯瞰追捕而至的国际刑警，用德语说：“我是耶稣！”，又用法语说：“我是耶稣！”，又用英语说：“我是耶稣！” 然而，他最终也不过是以奥斯卡•马策拉特的身份被捕。

左手持矛，右手持盾，幻想自己是那一个全知的唯一的全能的主，可以用悲天悯人的伟大情怀，俯瞰世界芸芸众生，无比怜惜的说一句：无知的人们，我宽恕你们。你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些什么……奥斯卡却不能够，他只有手中的鼓槌，嗓子眼迸发的尖叫，弱小却倔强地与世界为战与自己为战。独自为战。即使他说——我只是出于个人与美学的原因。

世界是不可战胜的，自我也是。何况武器只有鼓和尖叫。因此，抗拒成长，而无法抗拒成人所享有的特权的诱惑——车叶草味的汽水粉所酵化出的那一种麻醉与奇妙，它是日后一切疯狂与失控的罪愆，是成年的奥斯卡的鼓，是回忆录里的华美篇章，是在这个世界生存下去的为数不多的理由之一，它本身就是罪恶，而它所给予的安慰就像鼓声一样，将我们隔离于这个世界的其他罪恶之外。

直至多年后，在精神病院与玛丽亚重逢时，沉溺往事的奥斯卡像多年以前的那个十六岁的孩子一样将自制的汽水粉再次倒在玛丽亚手心，并用自己的唾沫将其融化，“你记不得了吗？你回忆一下吧！汽水粉！一小包三芬尼！回忆一下：车叶草味的，草莓味的，发酵，起泡沫，多美啊！还有感情，玛丽亚，感情！”

而多年后的玛丽亚有的只是惊愕，愤怒，继而迅速将它们用水冲掉。

令多年前的神经末梢麻酥酥的，是泡沫，也许只是泡沫。无关感情。

已经无法明白，在拒绝什么，又在掠夺些什么，在逃避什么，又在追逐些什么，逃避的，抗拒的，仿佛正是千方百计想得到的那些，如此伤悲。

            

故事是从四条裙子开始的。在下着阴雨的但泽郊外，年轻的外祖母正在烤着土豆，一个逃避追兵的青年请求外祖母收留他，外祖母就掀起裙子让他躲到了裙下。在四条裙下，在追兵的眼皮底下，青年和外祖母做爱。电影的一开始就以荒诞而充满寓意的意象出现在荧屏上，四条裙子隐喻着什么？为什么在生命的威胁下，还能顺便行人类的原始本性？电影一开始就把人带入了一个有悖常情的世界。
而这个世界是由第一人称的叙述者——奥斯卡讲述的。我们可以惊奇地发现，这个奥斯卡是画面上两个人的外孙，在这一对青年创造人类的时候，奥斯卡还在茫茫大气中，这只不过是他对过去世界的一个构想，甚至可以说是一种个人的书写。而这样富于主观色彩的书写，显然和叙述者的意图有关，显示了他对“由来”的思考，更进一步说，如果奥斯卡代表了第三帝国下的德国民族，那么，这个交媾的场景就是这个民族产生的神话：生长于暴力的巨大阴影下，在郊野繁衍，在四条裙子和一个地母形象的庇护下滋养。
和奥斯卡直接有关联的是他的母亲和两个父亲。影片为奥斯卡设计了两个父亲。一个是母亲安妮的波兰表兄，一个是爱慕她的德国人阿夫来德。如果考察这个电影或者说小说的背景 ，我们就不难发现，母亲隐喻了在波兰和德国争夺下的小城但泽，她从一开始就对这两个国家有着既依附又奴役的情结，表兄享受着她的肉体，而德国人作为她的丈夫管束着她的行为，当然同时，她不得不依附于丈夫的经济，另一方面又要满足自己的情欲。这个母亲的形象给奥斯卡带来了终身的残缺，她软弱，意志薄弱，而且最关键的是她所带给奥斯卡的两个父亲从根本上颠覆了“父亲”的内涵，父亲成为奥斯卡体会人间残酷的第一步，并且扼杀了他进入成人世界的愿望。
这样的父母让奥斯卡失去了庇护，他从一出生就意识到这一点，因此他寻找道具铁皮鼓作为他防身的武器。三岁的时候，他有了一只红白相间的铁皮鼓，他总是不停地敲着，来显示他的声音，可是成人世界并不关注于他的表达，他们依旧过着荒淫奢靡的生活，小奥斯卡在桌底下看到舅舅对母亲的猥亵，桌下的世界是这么赤裸而丑恶，然而桌面上，他们还是道貌岸然，奥斯卡试图躲进外祖母的四条裙子，以此躲避这个荒诞的世界，但遭到了外祖母的拒绝，在无可逃避下，他忧虑重重地决定“想到大人和我的将来，我决定停止”，于是他从陡直的楼梯上摔下，摔成了一个侏儒。这样一个举动，无疑是有着惊人勇气的，表示了对成人世界的反抗，可是身体的生长是停止了，但是成人世界却不会停止，奥斯卡还是不得不看到这个世界走向毁灭。
为了维护他自己，他还有一个反抗的手段——嘶喊。他的喊声能震碎玻璃，从把“值钱的东西变成碎片”中，他获得快感。他震碎的又何止是值钱的东西，还有那个时代的次序和道德。他弄碎了老师的眼镜，反抗学校对人思想的奴化和禁锢，他弄碎了医生的标本瓶，挣脱医院对人身体的监控，他爬上钟楼，弄碎了周围建筑的窗玻璃，引起了城市的封锁，他要向虚伪的道德，向无耻的奴役挑战，在纳粹的集会上，他用自己的鼓声把本来狂热的集会引向了大型的舞会，伴着斯特劳斯和谐安详的圆舞曲（代表了人性中向往和平安定的本性）。铁皮鼓和锐声的嘶喊——他相信这两个武器是上帝赐予他对抗世界的力量，上帝和他同在。但上帝却抛弃了他，在教堂中，他把鼓放在圣子像的胸前，希望他敲起鼓来，向这个世界宣战，但是，圣子只是默默不语，他失望了，痛抽圣子耳光，也对自己产生了怀疑。“伟大的爱是圣”吗？母亲这时候因为怀上了阿夫来德的孩子，而对生命厌倦，她开始狂吃鱼，因为阿夫来德曾经逼她吞下她所厌恶的鳗鱼，出于一种奇怪的反叛，她把顺从放大到极致，毁灭自己的同时毁灭了阿夫来德的孩子（隐喻了对德国的反抗），而懦弱的波兰表哥只会劝她屈服。这里鱼成为诅咒和黑暗的象征。
母亲死了，奥斯卡烧了自己的鼓，这是他第一次毁灭自己的鼓，这一次代表的是他的屈服。波兰父亲在和德国纳粹的开火中死了，另一个父亲成为了纳粹的忠实拥护者，他抢走了奥斯卡的情人和他的孩子。奥斯卡开始用本来是反抗世界的鼓声和嘶喊声为德国纳粹表演，成为他们的小丑，如果奥斯卡沿着这一条道路走下去，他的生命无疑是无意义的。但是，联军登陆罗曼底的炮声，震碎了他这种行尸走肉的生活，他回到了自己的家，为自己的儿子带来了一只崭新的铁皮鼓，希望他和他一起反抗这个荒谬的世界。不久，苏军占领了但泽，奥斯卡借苏军的手杀死了阿夫来德，正如但泽借苏军从德国的奴役下挣扎出来一样，但是这个挣扎其实暗含着弑父的冲动和原罪。但泽将何去何从，奥斯卡将何去何从？在“父亲”阿夫来德的下葬仪式上，他把他的鼓再一次销毁了，这一次表达了他重生的愿望，他的儿子用石头击中了他的后脑勺，他开始长大了。他说“我是一个孤儿了，我要长大”，这其中的含义耐人寻味，摆脱了德国的控制，但泽也需要斩断她的奴性和依附性，正如老外祖母所说的那样：“他们只要呆着，其他人就不会打他们的头，可是他们不是波兰人，不是德国人。” 摆脱了地主的奴役，获得了自由的农奴，又陷入了对自我认定的困惑。

电影的音乐对于营造这样一个荒诞的世界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在电影的开始，外祖母解救外祖父，在野地交媾的片段，和母亲的下葬，以及“父亲”之一的阿夫来德的下葬还有外祖母不愿意离开但泽，回到第一幕的那片土地上的音乐都是用了同一段音乐，苍凉而混沌，象征着这个民族的生生死死的变迁。在死守邮局的那一幕场景中，用舒缓如百合初放的钢琴曲来衬枪声、炮声，更显出战争的残酷，和对人性中美好的东西的摧毁。而希特勒式的行军曲变调成和平欢乐的圆舞曲，显然是表现了和平是人性中永恒的基调。
电影色调的运用也是符合了战云密布的但泽小城。基本上电影的色调是由黑色，灰色，和沉郁的土黄色组成的，偶尔有一抹鲜红，那就是小奥斯卡的铁皮鼓。在用光上，也是尽量避免阳光，在影片中极少出现明媚的阳光，而多是阴雨绵绵，取光多是靠着战争下的烽火，或者是铁皮鼓所反映出来奇特的光。
最为人所称道的，恐怕是电影中镜头的运用。奥斯卡出生的时候，是运用一个颠倒的镜头，这个镜头模拟了奥斯卡的视角，一个完全颠倒的世界，象征了这个世界的荒谬。而在一些耐人寻味的细节上，镜头的驻留和缓慢的拉伸加深了视觉的感受。比如在母亲和舅舅交媾的一幕中，镜头慢慢摇到墙上的一幅众美林中享乐的图画，体现了母亲对肉欲的浸淫。同样一个镜头，母亲因阿夫来德逼迫吃鳗鱼而意识到自己的命运而趴在床上祈祷，又暗合了墙上圣母祈祷的画像，表达了救赎的愿望，而这个场景又是通过衣柜的镜子反射出来的，最后衣柜的门渐渐关上了，变成了一片黑暗，原来舅舅进入房间开始猥亵母亲，让她屈服，圣母的救赎马上被解构，成为一种强烈的反讽。
总的来说，这样一个费解的政治小说，在君特·格拉斯的文字中有更多可以阐发的空间，政论的色彩也就更浓。而在"新德国电影"运动主将沃尔克·舒伦多夫的镜头下，虽然借助了第一人称的视角和画外独白，但是毕竟限制了空间。可是电影的速度和影响力是惊人的，我们不难想象如果没有这部电影，君特·格拉斯并不能如此为人所熟知，而99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桂冠能不能落在他头上或许也是个未知数，这就是电影的魅力所在吧。


2004年 5月

文/故城

影片开片就用并不沉闷的鼓点道出了铁皮鼓的韵律，赋予鼓点的快愉感夹杂着几分荒诞，层层渐强，音乐嘎然而止时，孩子的独白把我们引入了故事的开端。本片并不像原著庞杂而混乱的个人叙述，我经常需要辗转反复跳跃在字里行间，只为寻找一些看起来并不相关的蛛丝马迹来将大脑中的思绪梳理，从而找到一个合乎情理而自然的解释。原著从[肥大的裙子]开始，本片也不例外。原著跳跃性的语言和捉摸不定的记叙方式俨然是出自病床上接受精神治疗的奥斯卡之口，一种病态的逻辑与非正常伦理的亚文化氛围充分地展现在我们面前，而影片则相对平实，叙述口吻不温不火，镜头语言质朴而又自然。也许正是这种质朴与自然，影片损失了原著的辛辣、晦涩和强烈的讽喻内涵，让戏剧冲突弱化、淡化，让人物性格与社会生活之格格不入明显的暗淡下来。

这种弱化和暗淡并不仅仅表现在人物性格和叙事手法上，影片对于历史背景也进行了模糊化的处理，比如小说中穿插讲述了但泽的多灾多难的历史。小说中讲到了一则尼俄柏的故事。尼俄柏是以一个裸体女巫为模特儿刻成的船艏木雕。它的神奇历史表明，谁染指于它，谁就会灾祸临头。作者显然以此木雕比喻但泽，并把时代的变迁浓缩为政治立场的左右摇摆。小说中很多诸如这样的背景性描述都隐藏着作者的政治倾向，以荒诞不经的笔调将敏感的政治问题借喻于每一个细小的故事当中。然而影片对于但泽这个城市的背景匆匆带过，几个简单的镜头，几句简单的旁白，明显体现了导演弱化政治意味的态度，充分体现了在二战25年后，德国文化思维对二战的冷静旁观和有限反思。这种旁观和反思并不夹杂盲目爱国主义，也充分剔除了禁锢文化的偏激和固执，这样的观点更博大，更冷静，更客观。
我的房间无风/虔诚/一支香烟/如此神秘/谁人还敢抬高房租或者打听我的老婆
这是原著作者君特•格拉斯的诗集[风信旗的优点]的一个片断，从中我们也可以感觉作者个人经历的艰苦和其内心的苦闷无助。当然正是作者本人的生活经历造就了原著卓越的文学成就和艺术成就，当然也给小说打下了自己沉重的烙印，它更多得倾注了作者本人对人物的态度和观点，与其说原著是对历史的反思，不如说是作者对历史和社会人物悲苦命运的同情和怜悯，从这一点出发，其意味与鲁迅先生对祥林嫂“怒其不争，哀其不幸”颇为相似。

影片从奥斯卡的出生起就把他与生俱来的叛逆呈现在观众面前，这种叛逆是一种规避与厌世，从更深层次讲这映射了人物内心的孤独与不安，也昭示了动荡年代不久将会到来以及战争给人物内心造成的巨大创伤。导演用奥斯卡的主观视角描写他从母亲子宫爬出来的情景，倒视视角、迎面的60瓦的灯泡和两个男人陌生的脸庞让小奥斯卡想迫不及待的再次回到母亲的子宫，因为他觉得世界是如此的陌生与他所想象的大相径庭，直到母亲说等到他三岁时后送给他一个铁皮鼓时才勾起了他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一点欲望。然而舅舅和母亲暧昧的关系，让他又一次讨厌起这个世界，他更愿意生活在无忧无虑的童年，于是他选择了自残，掉进了地窖，从此不再长高。正是因为铁皮鼓的存在才让他愿意留在这个世界，也正是如此当父亲要夺走他手中的铁皮鼓的时候，他选择了人生中的第一次反抗，用尖叫震碎家中的钟表。这种激烈的尖叫通彻整个小镇，从人的声带发出来的声波从来没有像他这样激烈过。忠实于小说原著，影片给予人物的超现实主义给影片增添了奇幻色彩，但实际上成长、尖叫同诸如此类的虚构的神奇故事交织在一起的，却是对不同的特定环境中的现实生活的真实描写。

奥斯卡生活在但泽德意志人聚居的朗富尔区拉贝斯路小市民的天地里。影片第一次对纳粹的描写是伴着小奥斯卡的第二次尖叫而出现的，他那足以让路灯为之颤抖的尖叫让纳粹的出现显得是这样的不和谐，聪灵的小奥斯卡从纳粹队伍前大摇大摆的掠过，几个敲锣打鼓的纳粹士兵在小奥斯卡以及他的小铁皮鼓面前显得笨拙可笑。这样简短几个镜头将整个小镇的背景勾勒的惟妙惟肖，生动再现小说的叙事手段。

小奥斯卡与他的小铁皮鼓总是形影不离，这个唯一的让他还对整个世界眷恋的鼓在某种意义上说已经和他合二为一，这不仅仅指表象的形影不离，鼓更多的扮演一种生命承载者的身份，它与他之间用一种难以捉摸的方式沟通。很多时候，鼓声便是小奥斯卡另外一种形式的尖叫，另外一种形式的呐喊，它的声响和节奏往往凝聚了奥斯卡的情绪，快乐、天真、忧伤、恐惧。奥斯卡的第一节课会是让老师永生难忘的，他的鼓点声和尖叫声让老师脆弱的神经被深深刺痛，这种无拘束的情绪发泄也会让这种刺痛感蔓延到观众身上。在影片中众多被奥斯卡尖叫声“袭击”的对象中有两个引起了我们的注意，一个就是我刚刚提到的象征“同化符号”的老师（准确来讲是老师的眼镜片），另外一个就是象征“禁锢符号”医生的标本瓶。被震碎的标本碎片和横流的福尔马林液体包裹的幼儿雏形分明是小奥斯卡的一种潜意识的反抗，这种对制度禁锢的反抗来的隐讳却异常的直接，虽然没有[肖生克的救赎]结尾的戏剧化的反抗来的酣畅淋漓，没有[飞跃疯人院]结尾自由主义回归来的耐人寻味，但尖锐的听觉表达、形象的借喻以及深刻的讽刺效果仍然让我记忆犹新。

奥斯卡是并不排斥舅舅的，因为当他与母亲迁移到城镇初期的时候，他们关系很融洽，他愉快的脚步和善意的表情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然而其后母亲与舅舅的乱伦对于小奥斯卡的道德观念的冲击难以想象，当幼小的孩子窥探这一切的时候，他的性格已经变得不是那样的简单，他的眼神越发深邃，越发深沉，他用大楼顶层撕心裂肺的尖叫声撕裂着这个世界的平衡，倏倏滑落的玻璃碎片像是孩子内心淌下的鲜血，在空洞而辽远的天际发出最后的呻吟。

奥斯卡对人类是充满恐惧的，他目睹着这世界上发生的种种匪夷所思的事情，直到有一天他在马戏团中遇到了同样的畸形人贝布拉，这也是影片第一次清晰描绘他与外界世界沟通的场景，这个场景非常短暂，奥斯卡渴望沟通的眼神，轻快的鼓点声以及展现自己特殊才华的尖叫声都让他紧闭的心扉第一次坦然敞开在观众和世界面前。如果说铁皮鼓作为信仰、良知、道德、正义的代名词引诱了他的出生，那么贝布拉作为朋友、兄长、善良、诚恳的代名词排解了他压抑许久的寂寞和荒凉。这段意外的邂逅是本片较为明亮的一点，贝布拉一段循循善诱的语言正如一缕清泉给奥斯卡昏暗的内心世界一丝滋润，也为其后战争的爆发埋下了伏笔。

奥斯卡的父亲明显是一个亲纳粹的典型德国人的代表，钢琴上方悬挂的贝多芬头像被更换成希特勒头像预示着历史背景的转换，父亲臂上鲜艳的纳粹袖章、收音机中频繁出现的歇斯底里的纳粹演讲以及广场中慵懒的人们被奥斯卡鼓点声莫名其妙搅乱的聚会都在用人物行为映射社会动荡下的小镇现状。与父亲的德国身份相反，舅舅是波兰人，他清楚的知道波兰在这样的环境中所扮演的角色，他反战的情绪相对于父亲的激烈显得内敛了许多，这与波兰在二战中软弱的政治立场和军事能力是有照应的。徘徊于两个男人、两种格格不入的立场之间的小奥斯卡内心的压抑因为战争的爆发而一发不可收拾，自此以后电影和小说的发展如出一辙地陷入了阴郁和昏暗的调子，即使是偶尔的几缕亮色也被死气沉沉笼罩着，死亡就这样接踵而至，就如同父亲军刀下切碎的血淋淋的鳗鱼脑袋，残酷而又荒诞。

母亲安妮同样也是生活在无法调和的两个男人之间，生活在一种极度惊恐的环境中。丈夫的强权暴力和表兄无法填满的欲望分别代表了德国的殖民与强暴和波兰的懦弱与虚荣，而这两方尖锐的冲突在孱弱的女性身体里激烈战斗，她悲观的以为自己的命运就是煎熬与煎熬。她无助的借助祷告去清醒自己疲惫的躯体和心灵，她以为自己罪孽深重，在复活节这天祷告上帝的宽恕，也许她所企求的并不是宽恕，而是受难，像耶稣那样被钉在十字架上接受上天的惩罚。“她身上的每一个器官都贮存着对耶稣受难节那次远足的痛苦而清晰的记忆，由于惧怕旧地重游，她身上的器官已经同我妈妈统一了意见，要让她死去。”这段小说中的文字揭示了安妮拼命吃鱼的表面缘由，也从另一个角度告示读者安妮精神的崩溃并不在于耶稣受难人的菜谱，而在于那段不愉快地远足。（对于远足影片寥寥几个镜头，但是鲜活而且醒目，至今也是本片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几个场景之一。）对于从河水中捞出来的腐臭的马颈和安妮中了邪式的吃鳗鱼所表达的寓意至今我还未能充分理解，但至少从影像的角度来看，安妮压抑的精神状况并不是战争的爆发而产生的，她对待人生的惶惶不安是她无法选择稳定家庭和无法挣脱两个男人束缚的主要原因，也是造成她后半生精神错乱的根源。影片有一段祖母和安妮的对话，从小缺乏父爱的安妮因为对怀中婴儿未知的未来而惊恐，她不愿意孩子出生下来仍和自己一样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谁，她不愿意自己的孩子重蹈自己的覆辙，从这一点理解，安妮的死是女性人物悲剧结局的必然结果，是无法逃避的必然法则。女性在历史事件中总是扮演一种被蹂躏被践踏的角色，电影（当然也包括原著）也是从女性的悲剧角度开始将悲剧色彩蔓延到整个影片（和小说）的。

玩具商马库斯的身份是犹太人，他的犹太人身份第一次被证实是在安妮的葬礼上，马库斯用“洗礼”这个宗教用词巧妙地用在自己的身上，他清楚地明白自己的命运未卜。而最后一次看到他是小奥斯卡独白吟诵中这个犹太人倒在自己的玩具店中与世长辞。马库斯的身份可以说非常的敏感，他是奥斯卡铁皮鼓的提供者，也与奥斯卡的母亲有一种无法阐释清楚的暧昧关系，在他临死的时候奥斯卡曾经有这样的独白，“曾经有一个玩具商，他的名字叫马库斯，他走的时候带走了世上所有的玩具...”

舅舅杨的死是意料之中的事情，宿命感充满了整个影片的始终，这与小说大篇幅的宗教叙述是有关联的。在波兰邮局的这个战役中，我们清楚地看到了波兰人悲惨的命运，急速飞行的子弹在血肉之躯上绽放着鲜艳的颜色，潦倒失落的人们弥漫在战火的硝烟中，死神不断的眷顾这些苦难的人们。命运这个我们无法掌握的棋子施展轻盈的腾挪游弋于死亡与存活之间。杨的死亡并不像其他的波兰人的死亡那样直接，影片并没有给我们一个清晰的影像，而是用杨被捕时手中的“红桃Q”暗示了自己的命运，同样也暗示了奥斯卡父亲阿弗莱德的命运。舅舅与父亲是围绕在母亲周围的两个人物，三者的关系正如扑克牌中J、Q、K一样，J有着稚弱的脸庞和懦弱的内心世界，他对Q的爱恋在伦理道德和权威势力双重压迫下趋于平淡，他的委曲求全是特殊时代特殊人物的特殊行为，然而其内心炙热的感情无处发泄，偷情成为他生命中注定的主旋律。用这种方式他躲避了世俗的眼光，蒙蔽了丈夫阿弗莱克的视线，但却无法逃避小奥斯卡锐利的目光，用看似温和却最险恶的方式让这个世界并不那么美好，至少是在奥斯卡的眼中。

在小奥斯卡眼中唯一美好的恐怕就是的玛丽亚到来，他会在临睡前和玛利亚合唱一曲[玛利亚，我的崇拜]：
玛利亚/我爱你/我会全心全意爱你/永远永远爱你/我们永不分离。
歌词纯粹的表达了奥斯卡对男女之爱的第一次憧憬。然而歌声仅仅是最美好的梦想，一切的青涩都会因此付出代价。玛利亚所吸引的眼球不仅仅是奥斯卡一人，当第一次玛利亚降临他的家庭的时候，镜头是从父亲触电式的眼睛划落到奥斯卡稚嫩的躯干上的。从一开始，奥斯卡就被象征法西斯力量的父亲所控制，家庭中从属的地位以及他畸形弱小的身躯让这段爱情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它的结局。玛利亚并不是一个纯洁的女孩，她会用“古怪的虫类”谩骂奥斯卡，她会和父亲不停的进行15分钟的性爱博取欢心，女人的爱慕虚荣有时候并不会浮现出虚妄的形式，父亲让这种虚妄变成了现实，她终于成为了父亲的妻子，一个儿子和她同岁的父亲的妻子。

奥斯卡的第二个女人洛斯塔是在马戏团认识的，他们拥有者同样的身材，他们的结合就犹如他和贝布拉的惺惺相吸一样，没有了“大人”的嘲虐和“欣赏”，没有了“大人”的虚荣和狡诈，没有了“大人”的趋炎与险恶，一切变得就像童话那般，奥斯卡有生以来第一次体会到了世上的爱与被爱。然而王子和公主从此过上了幸福美丽的生活这样的场景只有在安徒生或者格林童话才会发生，现实总是来得残酷、狰狞而且猝不及防。洛斯塔在一次空袭中送掉生命，奥斯卡成为唯一的荆棘鸟，嘶哑的呼叫划破天际，弥留下死亡的忧伤。

死亡，人类无法逃避的归宿，奥斯卡的父亲同样也无法逃避。德国人的溃败就如同它的闪电战一样迅雷不及掩耳。苏联人来了，父亲阿弗莱德焚烧了几乎所有的纳粹遗物，却遗漏了一枚纳粹勋章。他的死亡一如既往的荒诞，但却异常醒目，在观众经历了安妮、马库斯和杨安静的死亡后，阿弗莱德的死亡可谓触目惊心，导演用这种不平静的方式给与了纳粹分子一种“轰轰烈烈”，也让死亡的噩耗最后一次在影片中响起。

影片的结尾，奥斯卡在父亲的葬礼上丢掉了这个伴随他17年的铁皮鼓，一头扎进父亲的墓穴，上天也赐予了他一次长大的奇迹，他终于在这个一切都趋于平淡的年代重获生长的力量。一列火车装载着希望抑或是迷茫奔向未卜的远方，祖母一个人留下，又回到了那片荒凉的土地上烤着土豆，香气四逸...

不同于小说结尾黑暗的色调以及悲剧的苍凉，影片[铁皮鼓]用一种非正常的步调有节奏的展现了特殊年代的人间百态，其对于正义与非正义的描写隐晦，其对于人们价值观选择的影响有令人欣喜的冷静。虽然故事是从奥斯卡这个个头只有一尺三的孩子出发，但正是这样一个不起眼的孩子让整个故事富有知性的美感，成长，爱情，死亡以及战争都在观众面前展现出一种动人的壮丽，在人们心底积淀出一曲动人的绚烂。如果说[阿甘正传]中的人生是奇幻色彩下斑斓世界的迷幻彩图，巧克力般咸苦后甜，那么[铁皮鼓]中的人生是一种怪诞思维下现实世界的况味百态，它用隽永的镜头语言为我们编制了一曲人生的咏叹调，让生命的价值浩然荡气的贯穿于整个影片的始终。

04年《电影世界》
04/07/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