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0月12日的开学典礼上，校长米盖尔·德·乌纳穆诺（Miguel de Unamuno）一开始并未准备发言。
三十六年前，恰好在他三十六岁的时候第一次被任命为建校于1218年、西班牙最古老的大学萨拉曼卡大学的校长，后来因政治原因被政府免职。1924年被选为副校长，又因抨击国王阿丰索十三世及独裁者普里莫·德·里韦拉（Primo de Rivera）而遭免职和流放。到共和国时期重返校长职位，但他又渐渐对总统阿萨尼亚（Manuel Azaña）任上的土地、宗教政策感到失望，因而在内战爆发初期一度支持佛朗哥的国民军，被阿萨尼亚下令解职但随即被佛朗哥政府复职。1936年的开学典礼上，七十二岁的乌纳穆诺再次希望幻灭，悔不该当初支持如今的内战胜利者——他们并不是自己想象中西方文明的捍卫者。就在月初，乌纳穆诺刚刚面见了佛朗哥，为身陷囹圄的好友、门生求情而未果。他还不知道，十天后他昔日的学生、格拉纳达大学校长萨尔瓦多·比拉·埃尔南德斯（Salvador Vila Hernández）将被枪杀，就在同年8月诗人洛尔迦被害处不远的地方。此时此刻，校长乌纳穆诺衣兜里没有发言稿，只有一位女士求他斡旋营救自己丈夫的信件。n
那一年开学典礼的主席台上同列的还有佛朗哥的夫人卡门·波罗（Carmen Polo de Franco）、萨拉曼卡主教等政要，以及独眼独臂的何塞·米连-阿斯特赖（José Millán-Astray）将军——他将因为这一天与乌纳穆诺的对峙而史上留名。那一天是10月12日，也是纪念“发现”美洲的“民族日”，如今西班牙的国庆日。听到有人将加泰罗尼亚和巴斯克比作“西班牙身上的毒瘤”，乌纳穆诺终于起身发言：n
乌纳穆诺的话被听众激烈的反应打断。愤怒的米连-阿斯特赖将军用他幸存的独臂猛敲桌子要求发言——真正激怒他的是乌纳穆诺提到了菲律宾民族英雄何塞·黎刹（José Rizal）的名字，而米连-阿斯特赖在军中的功业正是从十七岁时赴菲律宾镇压他加禄人的独立运动起始。据说米连-阿斯特赖将军就在此时喊出了那句臭名昭著的口号：“知识分子去死！”以及“死亡万岁！” n
听到这里，听众中已经有不止一位军官在伸手掏枪。事态一触即发之际，据说是佛朗哥夫人卡门女士主动要求乌纳穆诺校长挽起自己的手臂，陪他安全离场。乌纳穆诺在一片嘘声中回到自己的住所，数天后收到了被解除校长职务的公文，——曾一度力促他申请诺贝尔奖的教授都在上面签了字。他从此被监视软禁，直到两个多月后去世，死在西班牙灾难之年的最后一天。昔年曾为“西班牙欧洲化还是欧洲西班牙化”与乌纳穆诺激烈论争的哲学家奥尔特加·伊·加塞特（José Ortega y Gasset）在得悉他的死讯后写道：“四分之一个世纪以来，乌纳穆诺的声音一直在西班牙回响。如今这声音永远沉寂，我担心我们的国家将进入可怕的沉默时代。”n
乌纳穆诺最后一次演讲完离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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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纳穆诺在1928年出版过一本小书，名叫《既反对这个，也反对那个》（Contra esto y aquello），被后世评论者视作作家自身的写照，认为他“思想中充满矛盾”，无论国王、独裁者或共和国，无论法西斯主义、无政府主义或别的什么主义，都曾加以抨击。西班牙作家哈维尔·塞尔卡斯（Javier Cercas）说自己有一次酒后与朋友狂想完美社会的蓝图，最后一致认为，理想的社会中至少要有三个人：智者，医者，说不的人。智者传授生之道，医者传授死之道，而说不的人则负责在决定社会前途的关键时刻，在群情汹涌的狂热时刻，有勇气说不。虽千万人吾往矣，不是出于任何利益或虚荣心作祟，只忠于自己真实的想法且言行一致。塞尔卡斯说这就是易卜生的人民公敌，加缪的反抗者，卡夫卡式的主人公。说不的人，代表着知识人的尊严。我想乌纳穆诺也可以加入这个序列。
以萨拉曼卡大学校长乌纳穆诺为主人公，最大限度地客观还原了西班牙内战史，是这部电影最难能可贵的地方。
1931年阿方索十三世退位后，西班牙进入权力真空时期，左右两派政党为了权力宝座展开了你死我活的争夺。1936年2月16日，曼努埃尔·阿扎尼亚领导的左翼人民阵线政府成立，开始了一系列激进且不合国情的改革，例如没收天主教会财产捣毁部分教堂，深入乡村地区建立人民武装力量，抵押国库黄金向苏联购买战斗机等武器装备，以高度自治为诱饵换取加泰罗尼亚对左翼政府的支持，等等。这一系列近乎胡作非为的做法（驶过石桥那辆卡车里胡乱放枪的共和国士兵便是影射这一点）迅速引起西班牙保守民众的不满，社会日趋分裂。
1936年7月12日，共和国突击卫队成员何塞·卡斯蒂略被长枪党成员射杀。翌日作为回击，共和国突击卫队刺杀了右翼政治领袖、财政部长何塞·卡尔沃·索特罗。西班牙政治两极分化由此进一步加深，长枪党开始密谋通过军事手段推翻共和国。影片开始时，弗朗哥受共和国政府之邀从摩洛哥飞往马德里，便是发生在四天之后的事。
身为萨拉曼卡大学校长的乌纳穆诺将这一切看在眼里，他公开谴责左翼政府，随即遭到解职。当他满怀憧憬准备为西班牙的未来效力时，课堂上支持弗朗哥的学生们却在高呼“考迪罗”。“考迪罗！他们知道自己在喊什么吗？”沉浸在梦幻中的乌纳穆诺终于被良知唤醒，他开始反思自己曾经的立场，力图坚守住高级知识分子的底线保持中立，甚至试图以面谏弗朗哥的形式为建立那个理想的西班牙做最后的努力。只可惜他的理想，最终敌不过残酷的现实。
影片的最后，乌纳穆诺向弗朗哥和其他军政要员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讲：“你们以力服人，却不能令人心服。你们能去征服，却不能令人皈依。你们能让人屈服，因为你有武力，但你们永远无法让心信服，因为使人心服需要你们以理服人。”纵使台下嘘声不断，纵使自己面临失去自由的威胁，乌纳穆诺依旧以一个高级知识分子的风骨不偏不倚、不卑不亢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这种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勇气何等令人钦佩。
然而高级知识分子也是公民，公民行使权利必然要参与政治。参与政治最直接的表现便是选边站队，尤其在动荡的年代，良心未泯的人们若要活下去，是免不了要这样的，哪怕与自己的立场和初衷相左。违心行事对以养家糊口为己任的普通知识分子而言倒也无妨，对以救国救民为己任的高级知识分子却无异于犯罪。即使丧失自由、地位和财富，也要捍卫自己纯洁的灵魂，这种崇高的境界是普罗大众一辈子难以企及的。这对于孤独的乌纳穆诺来说既是一种荣幸，却又何尝不是一种悲哀？
救国救民理应成为匹夫之责，可带头扛起这副重担的永远是少数人……
鲁迅所处的也正是乌纳穆诺的时代，一个要么服从弗朗哥，要么服从斯大林的时代。
他们都知道，弗朗哥有弗朗哥的问题，但是斯大林的问题却一点也不小。
在鲁迅写给朋友的信中，他说，如果革命胜利了， 自己最好的结果就是感恩涕零地穿着红背心去上海扫马路。他还对冯雪峰说，“你们来到时，我要逃亡，因首先要杀的恐怕是我。”冯连忙摇头摆手”那不会、那不会“，鲁迅大笑道”你太书生意气“。
纵使知道日后没有好下场， 鲁迅也没有停止反对正在施暴的当权者。
在斯大林的领导下批判弗朗哥， 或者是在弗朗哥的统治下咒骂斯大林，这都不困难。鲁迅的选择是谁当权反对谁，这要是没有几根硬骨头，怕是断断做不到的。
与他人不同的是，他并没有站在一派的立场上去反对另一派，而是站在弱者、公理和良知的角度，去反对压迫、奴役和不公正。
这就注定，像他这样的独立知识分子注定是要批判当权者的。
而对于这一点，毛主席最清楚。
1957年7月7日，毛泽东在上海中苏友好大厦接见上海科学、教育、艺术和工商界的代表人士。席间罗稷南问了毛泽东一个问题，“要是鲁迅今天还活着，他会怎么样？”
毛的回答语惊四座，“要么被关在牢里继续写他的，要么一句话也不说。”
这样就很好理解，为什么死着的鲁迅，才会是那个盟主和主将，才会是那个”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马列主义战士。
鲁迅的晚年还算有租界可以容身，但是乌纳穆诺却是已经下不得这艘贼船。所以他才会奋力高呼
Venceréis pero no convenceréis“（你们能让人屈服，却不能让心信服）。
真理是不能证明的，真理也不应该被证明，真理只在心中永存。
战争未了：丧钟为我们而鸣
从个人角度来讲，我更偏好于称这部电影为一部“讲述战争”的片子而不是一部战争片。导演巧妙地通过作家米格尔的视角，为我们呈现了20世纪西班牙内战时期的故事与情景。值得高兴的是，他拥有极佳的叙事手段以致于作为一个对西班牙历史知之甚少的人，观看电影时仍感觉非常流畅。
整部电影围绕作家米格尔，或引用他自己的话，基督教徒，社会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和共和党人米格尔，讲述了他立场转变的故事。共和党人最初支持军队起义，然而朋友被捕，亲戚朋友的压力使他质问自己的内心，从而发现真实的精神追求。电影的另一条主线是陆军参谋部内部，叛军首领弗朗哥如何逐步实现独裁。当导演选择用人物作为推动情节的主线工具时，这是一件及其有风险的事，因为他需要塑造出被观众接受且符合历史情境的形象。所幸，导演成功了。
这两个重要人物都极为“普通”，换句话说，他们是完整的。我们不需要完美的圣人，因为大家都知道，有血有肉，有优点有缺点的角色才会给观众带来亲切感，引起他们的共鸣。尽管米格尔是一名校长，著名的思想家，他仍在摸索所谓的正确之路，无论是这个国家的还是他自己的。从某种程度来说，他甚至是一个懦弱的人，因为他眼睁睁看着同僚被抓走而无能为力。这更加突出了他最后决意起身演讲的勇敢，那是坚信自己信仰而产生的无所畏惧与无懈可击。
除了内容，电影在视听方面的技术应用也是毋庸置疑的教科书。导演是一个运用色彩的专家，尤其是红色，绿色和黄色。在米格尔的花园里，梦里，大片的植物是翠绿色的；演讲时，教皇的帽子，舞台的帷幕是大红色的。这些颜色饱和度很高。教堂的墙和士兵的衣服是土黄色的，行军时的杂草更加枯黄，这些构成了整部电影的主色调。虽然是一部战争片，颜色却很柔和与温柔，契合米格尔“温柔”的反抗。
而灯光是另一重矛盾所在。所有室内的场景，导演都会安排一扇窗户，照进自然光。冷色调的自然光和暖色调的人造灯，构造了一副矛盾的画面，正如我们的主角内心。拍摄人物时，镜头集中在侧面描写，半阴影半光线昭示着每个人内心都有一处“心事”，他们在自我冲突与重建。
这部电影在技术层面值得久久的回味与评鉴，然而就内容方面，它过多地聚焦于米格尔，导演希望通过这个角色反映整个时代的矛盾与冲突。事实是结合当代时事，无论是中国还是西班牙，“内乱”当头，“战争”（我更愿意在这里称为斗争）永远不会停止，丧钟永远为“我们”而鸣，他需要挖掘更深层次地东西来“说服”我们，而不是用教科书的转镜“征服”我们。
1935或36年西班牙内战，在两个阵营的中间，西班牙某所大学的教授夹在中间，最后选择发出自己的声音，一个战争背景下的故事，反映了战争对每个人的摧残，撕扯得让人感受到难受。
西班牙历史上处于欧洲非洲文化交集处，宗教战争锻炼了好战开朗热情的民族，因为对这个国家的兴趣看了这个片子，才知道他们的文明民主历程并不长，到内战结束推翻了佛朗哥的独裁统治，才在1977年进行民主选举。
战争未了，这世界并不太平，俄乌战争已经两个多月了，依旧持续，多少人生又将被撕裂！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591478
from《上海书评》，by范晔
1936年10月12日的开学典礼上，校长米盖尔·德·乌纳穆诺（Miguel de Unamuno）一开始并未准备发言。
三十六年前，恰好在他三十六岁的时候第一次被任命为建校于1218年、西班牙最古老的大学萨拉曼卡大学的校长，后来因政治原因被政府免职。1924年被选为副校长，又因抨击国王阿丰索十三世及独裁者普里莫·德·里韦拉（Primo de Rivera）而遭免职和流放。到共和国时期重返校长职位，但他又渐渐对总统阿萨尼亚（Manuel Azaña）任上的土地、宗教政策感到失望，因而在内战爆发初期一度支持佛朗哥的国民军，被阿萨尼亚下令解职但随即被佛朗哥政府复职。1936年的开学典礼上，七十二岁的乌纳穆诺再次希望幻灭，悔不该当初支持如今的内战胜利者——他们并不是自己想象中西方文明的捍卫者。就在月初，乌纳穆诺刚刚面见了佛朗哥，为身陷囹圄的好友、门生求情而未果。他还不知道，十天后他昔日的学生、格拉纳达大学校长萨尔瓦多·比拉·埃尔南德斯（Salvador Vila Hernández）将被枪杀，就在同年8月诗人洛尔迦被害处不远的地方。此时此刻，校长乌纳穆诺衣兜里没有发言稿，只有一位女士求他斡旋营救自己丈夫的信件。n
八十年后的今天，中国读者已经从《生命的悲剧意识》了解到他是西班牙“九八年一代”的思想家，从《迷雾》或《殉教者“好人”圣曼努埃尔》了解到他是西班牙现代文学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但在纪念西班牙内战爆发八十周年的今天，或许仍有必要听听乌纳穆诺最后一次公开讲演的声音。
那一年开学典礼的主席台上同列的还有佛朗哥的夫人卡门·波罗（Carmen Polo de Franco）、萨拉曼卡主教等政要，以及独眼独臂的何塞·米连-阿斯特赖（José Millán-Astray）将军——他将因为这一天与乌纳穆诺的对峙而史上留名。那一天是10月12日，也是纪念“发现”美洲的“民族日”，如今西班牙的国庆日。听到有人将加泰罗尼亚和巴斯克比作“西班牙身上的毒瘤”，乌纳穆诺终于起身发言：n
……我知道你们在期待我讲话，因为你们了解我，知道我不会在这种时刻沉默。因为沉默有时候会被理解为默认。……主教先生是加泰罗尼亚人，而正是他教导你们基督的教义，那是你们不懂得的；我是巴斯克人，而我一生都在教导你们西班牙语，那是你们没学会的。真正的帝国（语言）是西班牙语，那也是黎刹所说的语言，和杀死他的刽子手所说的语言一样……n
乌纳穆诺的话被听众激烈的反应打断。愤怒的米连-阿斯特赖将军用他幸存的独臂猛敲桌子要求发言——真正激怒他的是乌纳穆诺提到了菲律宾民族英雄何塞·黎刹（José Rizal）的名字，而米连-阿斯特赖在军中的功业正是从十七岁时赴菲律宾镇压他加禄人的独立运动起始。据说米连-阿斯特赖将军就在此时喊出了那句臭名昭著的口号：“知识分子去死！”以及“死亡万岁！” n
将军按当时风行的套路向群众呼喊：“西班牙！”n
听众山呼回应：“独一！”n
将军再喊：“西班牙！”n
听众回应：“伟大！”n
将军三呼：“西班牙！”n
听众回应：“自由！”
就在长枪党人纷纷向墙上悬挂的佛朗哥像致举手礼，台下一片群情汹涌之际，校长乌纳穆诺继续他的讲话：n
我刚刚听见有人喊：死亡万岁！我毕生都在创造悖论而惹恼那些不理解的人，作为这一领域的权威我必须告诉你们，你们所喊的是一个荒谬可厌的悖论。……米连-阿斯特赖将军是个战争中负伤的残疾人。塞万提斯也是。不幸的是我们如今在西班牙有太多的残疾人，今后还会更多，如果上帝不帮助我们的话。我一想到会由米连-阿斯特赖将军这样的人来指导民众的心理就十分痛苦。一个缺乏塞万提斯那样伟大精神的残疾人将乐于看到身边遍布残疾人。米连-阿斯特赖将军不是合适的人选：他想建立一个新的西班牙，按照他的形象。所以他想看到的是一个残疾的西班牙……n
这里是知识的圣殿而我正是她的大祭司。你们在亵渎她的圣所。n
这位校长化用了福音书中耶稣的话，“先知在本地是没有人尊敬的”，——这位曾把堂吉诃德视为西班牙基督的作家宣告：“我永远是我祖国的先知。”随后便是那句被无数次征引的名言：n
你们能以力压服，却不能令人心服（Venceréis pero no convenceréis）。n
听到这里，听众中已经有不止一位军官在伸手掏枪。事态一触即发之际，据说是佛朗哥夫人卡门女士主动要求乌纳穆诺校长挽起自己的手臂，陪他安全离场。乌纳穆诺在一片嘘声中回到自己的住所，数天后收到了被解除校长职务的公文，——曾一度力促他申请诺贝尔奖的教授都在上面签了字。他从此被监视软禁，直到两个多月后去世，死在西班牙灾难之年的最后一天。昔年曾为“西班牙欧洲化还是欧洲西班牙化”与乌纳穆诺激烈论争的哲学家奥尔特加·伊·加塞特（José Ortega y Gasset）在得悉他的死讯后写道：“四分之一个世纪以来，乌纳穆诺的声音一直在西班牙回响。如今这声音永远沉寂，我担心我们的国家将进入可怕的沉默时代。”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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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纳穆诺在1928年出版过一本小书，名叫《既反对这个，也反对那个》（Contra esto y aquello），被后世评论者视作作家自身的写照，认为他“思想中充满矛盾”，无论国王、独裁者或共和国，无论法西斯主义、无政府主义或别的什么主义，都曾加以抨击。西班牙作家哈维尔·塞尔卡斯（Javier Cercas）说自己有一次酒后与朋友狂想完美社会的蓝图，最后一致认为，理想的社会中至少要有三个人：智者，医者，说不的人。智者传授生之道，医者传授死之道，而说不的人则负责在决定社会前途的关键时刻，在群情汹涌的狂热时刻，有勇气说不。虽千万人吾往矣，不是出于任何利益或虚荣心作祟，只忠于自己真实的想法且言行一致。塞尔卡斯说这就是易卜生的人民公敌，加缪的反抗者，卡夫卡式的主人公。说不的人，代表着知识人的尊严。我想乌纳穆诺也可以加入这个序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