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派克·李曾与奈飞就1986年的旧作《稳操胜券》（She's Gotta Have It）改编的两个剧作有过合作。《誓血五人组》由奈飞出资，部分场景在越南和泰国拍摄，李用流媒体巨头的庞大资金制作了一个旨在纪录美国黑人战争的、让人流泪的冒险故事。话题从和平运动到反歧视法草案，再到对非裔美国人是如何在前线士兵中，不成比例地构成了数量上比其他种族群体的美国人都要多的群体。电影开场即是一段胡志明城的片段。对肯特州立大学（Kent State University）示威者的枪击，和穆罕默德·阿里（Muhammad Ali）对战争激烈的拒绝——它们构成了对这时代历史背景的揭示注解，也是李在整部电影中提供的东西。不论是对已被忘记的战时黑人英雄米尔顿·奥利弗（Milton Olive）的提示，还是对《第一滴血》（First Blood, 1982）电影中“回去赢得越战”的笑话般的评注，这部电影是发散的，为这一系列的事件提供了略带狡黠的评论。
SL：如果你常看我的电影，就会知道我非常注重电影开场演职人员字幕片段的设计。有很多将要看这部电影的观众，可能都在越战后的年代里出生，因此并不熟悉这些历史人物。所以我想加入伟大的马文·盖伊（Marvin Gaye）的专辑《发生了什么？》（What’s Going On, 1971）。这专辑的创作来自于越战。马文·盖伊的哥哥出征过三次，并常常写信给在底特律家里的马文，描述前线的战火连天。那些信确实给了马文制作这张有史以来最棒的专辑之一的冲动。所以，当凯文和我确定要重新写剧本的时候，我就知道我要用那些歌。
誓血五人组（Da 5 Bloods, 2020） 剧照
CN：在你看到的那个版本里，马文·盖伊的声音尤为脱离于音乐。我从未听到过任何类似的东西。
SL：噢，无伴奏演唱？是的，它非常自然。马文是在谈论战争，他在谈论平等，谈论爱，谈论黑人战士们——《内城布鲁斯》（Inner City Blues）是一首关于黑人战士从越南归来的歌，他们找不到工作，或者对毒品上瘾，没有雇主，被叫做婴儿杀手。我希望人们明白一件事，越战最激烈的阶段，非裔美国占整个美国人口的十分之一，但他们组成了越战前线部队的三分之一。我们这些黑人被直接送往前线。
SL：我很喜欢罗伯特·德尼罗（Robert De Niro），我真的很喜欢他。我有一个意大利裔兄弟帮，斯科塞斯、科波拉、特托罗、德尼罗和帕西诺。他们都是我很喜欢的人。但是，俄式轮盘赌那种东西？越共绝对绝对绝对从来没有那么做过。但我觉得他们选的那位演员很棒，那个头目。我看这部电影的时候应该是在大学，看完这么一部影片出来，你很难觉得那些越共士兵也是人。但再一次地，没有任何不尊重我的弟兄罗伯特·德尼罗的意思，我爱你，你知道我爱你。但确实没有任何文件证明越共士兵让美国战俘玩俄式轮盘赌的游戏。
SL：我觉得有一个元素让这部电影与众不同：想法。有关于越南战争的、伟大的悲剧，我们同样加入了《碧血金沙》（The Treasure of the Sierra Madre, 1948）的元素。我从来都是“混搭”的支持者，为什么事情只能以一种方法去完成？所以，我们还打算把这个冒险故事放进小说。
碧血金沙（The Treasure of the Sierra Madre, 1948） 海报
我很想加入冒险元素。我是在电视上看着《桂河大桥》（The Bridge on the River Kwai, 1957）、《纳瓦隆大炮》（The Guns of Navarone, 1961）这样的电影长大的。所以，当我们接手剧本的时候，我们就想加入《碧血金沙》里这样的黄金元素。我们都知道，所有人都会对金子作出反应，它会改变人。我们在制作这部电影的过程中有过很多不同元素，因为我们想让它有娱乐性，所以总是要加点笑料进去。另一个我想要加的元素，就是序言和尾声。这两部分是由两位比谁都要反战的美国人完成的。他们为此承受了许多恶毒的攻击，还被称作是非美国的。序言是穆罕默德·阿里完成的，而尾声则是马丁·路德·金。是的。这两位是非常重要的“书立”，我们要把这内容给裱起来。
SL：是的，我和巴德·舒尔伯格（Budd Schulberg）——小说家、《码头风云》（On The Waterfront，1954）编剧——一起写的。我和巴德成为了非常好的朋友。巴德观看了两场乔和德国世界级重量级对手马克斯·施梅林（Max Schmeling）的比赛。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FDR）、埃莉诺·罗斯福（Eleanor Roosevelt）、舒格·雷·罗宾逊（Sugar Ray Robinson）、希特勒、戈培尔，这些人都将在这部电影中出现。我承诺过巴德要在他离开人世前做好这部电影。我会信守承诺。电影名叫《救救我们乔·路易斯》，编剧巴德·舒尔伯格和斯派克·李。它也可以是一个短剧系列。我不觉得，如果我做成短剧系列，巴德会生我气。
今年的戛纳电影节可谓命途坎坷，碰上了疫情导致无奈取消，令全世界的影迷陷入失望。而更失望的恐怕要数美国导演斯派克·李了，因为早在今年初，戛纳官方就已宣布由他来担任本届竞赛单元的评审主席。这是戛纳历史上首位黑人评审团主席，其重要性自不必说，加上他两年前的《黑色党徒》一举拿下拿下评审团大奖，令人万分期待他的眼光和口味能评选出一部惊世骇俗的金棕榈作品。结果，今年戛纳没办成，至于明年是否还继续邀请他来担任评委主席，尚且不得而知。不过，他在疫情下的艰难环境下，今年仍然有新作推出，就是这部由Netflix投资制作的《誓血五人组》。
他最近几部作品都遵循了类似的创作思路，用黑人角色和元素去改写传统的类型片，或者用戏谑的口吻向影史经典致敬，同时又强行夹带私货，借助角色道出他对黑人话题的关注以及社会问题的批判。这部《誓血五人组》是一部较为常见的寻宝类型喜剧，讲述四个非裔美国退伍军人返回越南，寻找当年牺牲的队长的遗骨，与一笔不可告人的宝藏。影片貌似在透过黑人的角度反思越战的意义，传统的越战题材均以白人视角展开叙事，甚少见到黑人的身影，如经典的《现代启示录》。
然而，这部喜剧动作冒险片又与绝大多数反战片相距甚远，导演太过任性地在这个松散的故事里塞进过多类型元素：前面90分钟是饶有趣味的寻宝情节，其中掺杂着老兵的往事回忆、越南情人和私生女、法国大反派等等，而最后一个小时突然毫无预警地转向黑人剥削意味的丛林动作枪战戏，外带几个被绑架的白人志愿者，以及一些刻板面目的越南杀手。
斯派克·李几乎在每个场景都能自信满满地抛出不同的讽刺点，却在情节组织上欠缺条理。东拉西扯的叙事和粗枝大叶的次要角色，过于密集的反转，以及难以调和的腔调，令观众一时间无法抓到重点，影片自然也无法像《黑色党徒》那样一击即中。
斯派克·李越来越像新浪潮导演戈达尔，用拼贴影像表达论点的手段越来越直接和粗暴。如果说《黑色党徒》最后一段触目惊心的记录片有发人深省、提升深度的效果，那么这一篇“影像论文”太过随意和生硬。突然切入特朗普竞选集会的画面，无端端冒出“黑人命也是命”的影像资料，这些充分展示出导演对社会现实的强烈关注，以及按捺不住要表达的个人观点；但这些章法凌乱的手段令这锅食材过多的热粥上下翻滚，不停升腾起稍纵即逝的话题气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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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黄四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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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演其人
2019年的奥斯卡颁奖典礼上，《绿皮书》如愿摘得最佳影片小金人。n现场掌声雷动，几乎所有嘉宾都认为此次折桂实至名归。
但偏偏有一个黑人老头不这么看。n听见最终大奖花落谁家之后，他骂骂咧咧愤然离席。nn这个老头就是斯派克·李。
同年，由他执导的《黑色党徒》，正是《绿皮书》的有力竞争者。n不过，在场的嘉宾却见怪不怪。nn毕竟，这也不是斯派克·李第一次“输不起”了。
如何形容斯派克·李？nn这实在难以定义。nn虽然他已将奥斯卡终身成就奖收入囊中，力证他在世界电影史上都有着一席之地。n
但他却不太喜欢“导演”这一称呼。n因为比起导演，他更像是一个“意见领袖”。n每当美国发生了什么大事，大家都在眼巴巴地看着斯派克·李，会说出怎样的观点。nn其他导演都对“政治”一词避之不及，力主“艺政分家”的观点，而他却非常热衷于政治批判。n
换言之，电影只是他表达观点的一种媒介。nn是他的观点成就了他的电影，而非电影成就了观点。n而他的政治观点，往往是对美国社会的黑人问题进行审视。n
一提“黑人电影”，相信有些读者就又皱起了眉头。nn但斯派克·李的黑人电影，绝对不是政治正确。n就单说他的成名之作《为所应为》。
n本片中的黑人角色，各个张扬跋扈、惹是生非、不思进取、游手好闲。n但偏偏，这些人物却可恨可爱又可怜。n这就是斯派克·李的高明之处。nn作为一名黑人导演，他感同身受地明白黑人的种族性格，受教育程度，以及社会处境。n他的创作，力求客观，真实，言之有物。
正因如此，他被誉为是有史以来伟大的黑人导演——nn白人对他服气，黑人与之共鸣。n
但斯派克·李的个性同样鲜明，对自己的作品十分较真。n当年的戛纳金棕榈大奖的争夺中，《为所应为》爆冷输给了另一部经典电影《性、谎言和录像带》。n斯派克·李大为恼火，放出狠话来，说要殴打评审团主席维姆·文德斯。n
《为所应为》的霉运也一直持续到了奥斯卡。nn最佳影片的争夺中，它又输给了同届的《为黛西小姐开车》。nn现如今再次输给《绿皮书》，斯派克·李心中大写的不服。n因为他认为，《绿皮书》美化和简化了黑人在过去的漫长岁月中，与傲慢白人的残酷斗争，太过儿戏了。nn简而言之，我老李输给谁都行，就是不能输你《绿皮书》！
除了颁奖礼，平日里的斯派克·李，也同样是个火力用不完的小钢炮。nn
他怒怼昆汀，认为《被解放的姜戈》对黑奴历史过于儿戏，不尊重自己的黑人祖先。
他炮轰东木，炮轰《硫磺岛家书》中没有黑人士兵，有违历史现实。
甚至就连自己荣获终身成就奖的那届奥斯卡，都以“被提名者全TM是白种人”为由，公开表示拒绝出席。
可以说，他为黑人平权奋斗了一生。n
他的身上，始终有股消不掉的愤怒劲儿。
《誓血五人组》中，斯派克·李延续着不羁与愤怒。nn但本片的口碑却呈现出两极分化的趋势——nn烂番茄新鲜度高达92％，爆米花指数却仅有61％。n这也意味着，影评人对其十分待见，而吃瓜群众却相对无感。
据说，网飞当初是拿着一部纯粹的夺宝历险性质的商业片剧本，找到了斯派克·李。n但斯派克·李不满这过于娱乐化的剧本，便靠自己和手下团队将其删改缝补，夹杂了许多自己风格的干货。n这也导致了，本片解读意味很强，但娱乐性上，似乎不太起范。n不过四郎觉得，斯派克·李尽力了。n或许没有他的补锅，一部纯粹意义上的大爽片，只会泯然众人。
所以，如果不只盯着本片的故事外壳，而更多着眼于内核，相信本片将会给你带来深深的思考——
越战阴霾
本片是斯派克·李少见的战争题材作品。
虽然影片的主核仍是种族，但本片设定的时代背景同样重要。
那就是臭名昭著的越南战争。n
与可歌可泣的反法西斯战争不同，越南战争是一场彻头彻尾的不义之战。n
为了在国际形势上钳制苏联，继续施行自己的霸权战略，美国对越南实施了侵略。n
打着民主灯塔的旗号，进行着罄竹难书的暴行。
本片开头，便用一组珍贵的历史影像，串联起了侵略者的种种丑态——n
对内，镇压反战运动。
对外，屠杀无辜百姓。
而剧情中的种种细节，更是遍布着越战遗留的阴影。
老兵欧迪斯，在年轻时，与越南慰安妇生下了一个混血女儿。
此后的几十年间，母女俩一直备受欺辱，只因自己曾被侵略者“玷污”。n
鲍尔曾在游船上，与越南商贩发生争吵。
商贩恼怒地说：“是你杀了我的父母！”
鲍尔听罢恼羞成怒，非要和商贩比划两下。
他被诽谤了吗？
是，也不是。
或许他没有杀害商贩的父母，但当年的他，也曾让无数越南孩童失去至亲。
如果没有越战，这些人间悲剧都不会发生。
影片中段，老兵们从酒吧走出来时，被因误踩地雷，而被炸没了一条腿的小乞丐伺机报复。n
他把鞭炮点燃，仍在了他们面前。
与常人急忙躲开不同，老兵们选择的是下意识的卧倒。
多么娴熟的动作，多么荒诞的场面。n
越战的阴影，或许永远无法从他们心中消散。
心念家国
作为斯派克·李的作品，对于一以贯之的“黑人问题”，他同样找到了独特的切入点。n
影片的第一个镜头，来自拳王阿里的一次采访。
当年的他，因拒服越战兵役，而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
采访中，阿里义正词严地说：n“我与亚裔无冤无仇，他们没管我们叫黑鬼，奴役压迫我们的也不是他们，而我不愿成为被白人政府派去杀害黄种人的黑人！”
而在正片中，被兄弟们视为精神领袖的诺曼，也揭露了黑人遭受的不公待遇：n美国总人口中占比11％的黑人，征兵率却高达32％！nn也就是说，美国每100个人中，只有11个是黑人。n但在越战的军队里，每100个美国人则有32个是黑人。
这公平吗？n弟兄们心中飘起一个个问号：nn我爱山姆大叔，可山姆大叔他爱我吗？n诺曼离世后，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渐渐对这个社会妥协了。
就连寻宝的目的，都是如此的物质且功利。n但再一次经历了生与死的考验后，他们终于醒悟了。n黄金被捐赠给了美国的黑人平权组织，在“Black Lives Matter（黑人的命很重要）”的口号声中，巨款被物尽其用。n或许，让每一个黑人弟兄发自内心的觉醒，正是斯派克·李毕生的梦想。n
n值得一提的是，片中还有一件不可忽视的道具，一直贯穿始终——n
一顶写着“Keep America Great Again（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帽子。
荒诞的是，每个戴过这顶帽子的人，均不得善终。nn这个标语，其实是特朗普当年的竞选口号。nn斯派克·李正是用了这个设定，向川皇挑衅地竖了个中指。
而结合防疫期间的糟糕表现，以及对待弗洛伊德事件的不作为态度。n我们可以肯定的认为，斯派克·李的愤怒是有理由的。n但究竟是谁，才能让美国真正再度强大？nn不会是那些腐败无能的政客。n而是斯派克·李这样敢怒敢言的义士。
文/黄四郎
受全球疫情的影响，戛纳电影节被迫停办，而斯派克·李出任戛纳评审团主席的事也因此顺延到了2021年；但这并没有影响斯派克·李持续活跃在公众视野之中。
无论是记录疫情下的纽约的短片，还是关于美国“弗洛伊德”事件的发声，现年63岁的斯派克·李都展现出了一种“年轻人”的难得的热情， 我们又或许可以说，斯派克·李正是那类永远不会害怕“说错话”的导演。
而斯派克·李对于广大影迷来说并不陌生，无论是2018年摘得大奖但又饱受争议的《黑色党徒》，还是年仅32岁时所带来的天才之作《为所应为》，都给影迷留下了有趣的银幕记忆。
可以说，斯派克·李从当年的“叛逆小子“慢慢步入到当下的好莱坞主流，依靠的正是其激进、大胆的创作态度和对黑人群体细致入微的描摹。而在如今因疫情而千疮百孔的电影创作环境下，他却依然为观众带来了他的新作《誓血五人组》，或多或少也给全球电影业带来了鼓舞。
但无论如何，电影本身才是最首要的，《誓血五人组》和斯派克·李自己创作生涯中那些佳作相比还是有着不小的差距。虽然本片依旧刻画了深刻的黑人角色群像，并以媒介自反的形式回溯越战，但是却没能将二者有机结合反馈到表达之上，并且还在“反类型”叙事上栽了跟头。
影片《誓血五人组》的故事主要发生在越南，四个黑人越战老兵时隔四十五年后再度重返越南，本来愉快的寻金之旅却遭遇到意外的阻碍。
从故事上来看，《誓血五人组》依旧是斯派克李近些年最拿手的那一套：“观察一组特定群体的生活，并让他们在一个传统的类型片故事中通过戏谑与杂耍来达成一定的反讽。”而往往其对于人物群像的构建也正是在这些日常或是戏谑中来达成。
影片《誓血五人组》开场的前几段，斯派克·李延续了其一贯以生动黑人社会生活场景为序的传统，如同《黑色党徒》那样，一上来就为黑人群体赋予了直观的共性，紧随其后又安排四个主角坐在一起闲聊，四个主要人物也正是由这场戏开始被逐一赋予个性。
在对话的最开始，斯派克·李就让人物在生活层面上迅速抛出话题：“关于麦尔文18岁的儿子。”然而，就在几句简单的交谈间，开篇所展现的“亲密无间”的四人关系便已透露分歧。
鲍尔看着照片，却反过来问麦尔文有没有备枪，这里无疑巧妙铺垫了鲍尔的激进主义倾向。其后残疾越南小孩的出现和关于特朗普政策的闲聊，在明确了鲍尔激进主义倾向的同时，更是将另一位主要人物艾迪划分到了鲍尔的对立面，埋下了人物之间分歧的种子。
但紧随其后，影片却忽然转变画面宽高比，并且变为了胶片拍摄的画面。与此同时，更是响起了《现代启示录》中的经典配乐《女武神的骑行》。主线故事短暂停滞，插入的是五人组当年在越南的战斗回忆。
事实上，这种看起来相当突兀的做法，也正是斯派克·李刻意设计的“戏谑”时刻。中途掐断类型片叙事，拿出独立时间来呈现与主要人物群体息息相关的“历史影像”（此处可以理解为是斯派克·李自行复刻的历史影像），以媒介上的跳脱来加深观众对于人物群像的认知。
而《誓血五人组》的这一段由于其内容明确的指向性，无疑呼应了影片开头的历史影像，从而直截了当地引出越战议题。而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段影像也依然属于主要人物黑人群体的生活片段，展现的还是主要人物群体关于越战记忆的共性。
显然，一组完整的人物群像除了共性，还需要有差异。而斯派克·李在《誓血五人组》中的四人群体内部逐渐树立起身份对位的“工具”显然正是鲍尔这一人物。在影片的中后段，斯派克李俨然将鲍尔作为了主角来对待，甚至可以说鲍尔成为了影片中的“公民凯恩”。
在寻金之旅中，鲍尔激进的态度、古怪的言行使其与外界（这里的外界指黑人群体之外的其他群体）不断产生碰撞，并反过头来为主人公群体制造麻烦。而主要人物群体之间的矛盾也正从另外几人对“疯狂”的鲍尔的态度来展开。
麦尔文和欧迪斯显然保持中立态度。面对鲍尔，他们一方面表示反对甚至发生冲突；而另一方面却依旧重视着战友、同胞的感情，对鲍尔投来关怀。
而艾迪则是站在了鲍尔的对立面，正如影片开始不久的酒吧闲聊戏铺垫的那样，艾迪显然保持了他温和的作风。但有趣的是，它却并不意味着艾迪与鲍尔之间会频繁冲突。相反，艾迪恰恰是与鲍尔冲突最少的人，绝大多数时候他都没有直接参与到另外三人的纷争之中去。
更巧妙的是，斯派克·李让这个人物带着一台胶片摄影机，并且在故事的进行中时不时地短暂插入艾迪摄影机的视角。媒介上的显著差异，寓意着这个人物被隔绝在了群体之外，并用自己独特的视角不断审视着这一群体关系。
可以说，艾迪其实是站在鲍尔对立面、又远离麦尔文和欧迪斯的旁观者，并且由于其媒介的独特性，这一人物站在“复古”视角审视越南面貌，亦承担起向观众回溯战争的职责。由此在主要人物之间便构建起了具有同一性但又立体分层的关系框架。
框架建立之后，想要为人物群像添加内核显然需要更多导演表达层面上的东西。而在《誓血五人组》中，始终“不在场”的彪汉诺曼，则正是影片中这组黑人群像的灵魂所在。
在影像层面，斯派克·李多次利用明显的打光、道具甚至是富有宗教意味的出场，来将诺曼的人物形象神化；同时在叙事层面，诺曼这一角色也被设置为事件的重要动机之一；最后，回归人物关系本身，诺曼也在主要人物的这组“多层”关系中起到某种维系作用。
而经由回忆片段和历史影像的交织，诺曼也由此成为了本片中完美黑人精神的化身。他被斯派克·李定义为是马尔科姆和马丁·路德金的集合体，在暴力和“爱与和平”之间维持着一种恰到好处的平衡。
他也正是以诺曼所象征的这种完美精神为参照，才在主要人物的群像内部划分出多个派别出来。或许，斯派克·李正是想在等片中通过对完美精神的辩证思考，来探求能付诸于实际的黑人平权最优解。
但诺曼这一角色的设置最重要的还是对比到艾迪和鲍尔这两个极端上。这是两个富有寓言性“戏谑”桥段，艾迪作为回溯战争的“和平媒介”却暴毙于越战遗毒。
媒介的死亡，无疑代表着站在“完全和平”角度来反思战争的失败。而鲍尔在一段伊甸园式的经历之后，终于被揭晓了其癫狂的“玫瑰花蕾”，他如今的激进、古怪到头来却是因为自己在战争中的温和、感性所致。
这其中的反差无疑正是一种对越战的极大讽刺，而诺曼在片中对于越战和黑人平权关系的长远思考，显然才是斯派克李在面对这一议题时所要推崇的态度。鲍尔儿子这一角色与诺曼在前后“五人组”中的对位似乎也正印证了这一点。作为黑人的年轻未来，斯派克·李似乎在期许他们能拥有诺曼那样的精神。
影片《誓血五人组》虽然刻画了层次鲜明的黑人群像来讲述平权问题，又用大量利用媒介回溯越战检讨战争，但这二者最终却呈现为各自独立，并没能结合起来让表达更上一个台阶。
正如上文所提，斯派克·李要将两个议题结合到一块的关键是鲍尔这一人物，但他选择将鲍尔的“玫瑰花蕾”留到影片的最后才揭晓，其实是有些不妥的。结合前面鲍尔“闪灵”式的不断癫狂和不断的意外，影片整体看下来显得戏剧性过于强烈。
前两个小时内的影片信息，都将鲍尔古怪行为的来源指向了其对金子的极度渴望，但到了最后半个小时，又忽然揭晓一个并没有丝毫铺垫的反转，将鲍尔这个人物在全片的行事动机强行扭转了过来，对于观众来说这实际上显得过于牵强。
更重要的则是影响到了鲍尔这一人物的清晰定位。如此天差地变的反转下，观众其实很难再把鲍尔的悲剧和黑人平权、战争创伤这两方面牵扯上太多的关系。如此强烈的情感冲击下，似乎更像是出于鲍尔对于误杀朋友的内疚自责，而这想必应该也不是一贯热衷于追求对现实层面问题发出声讨的斯派克·李最终所想要表达的。
同时，在鲍尔、艾迪两个对位人物的塑造过程中，斯派克·李的考虑也有失严谨。艾迪这个旁观者与其他几个主要人物之间的距离过远，甚至在中间关键性的酒吧戏中几乎完全缺席，这造成了艾迪这一人物与主线叙事之间产生明显脱节，由此完全沦为了一种媒介视角。
而艾迪在袒露破产事实之后没过多久就草草死亡，让这一转折变得缺乏意义的同时，也完完全全浪费了艾迪这一个本可以站在鲍尔对立面做出深度的人物。而鲍尔这一人物的种种古怪也显得有些过头了。无论是面对白人、墨西哥移民、黄种人甚至是自己的黑人同胞，他都或多或少的表露出恶意，但却又并未在他的身上看出他对黑人群体本身有多少的感情。
某种意义上来说，鲍尔更像是被塑造为了一个反社会典型，用来嫁接对特朗普和“MAKE AMERICAN GREAT AGAIN”的讽刺。过度的“戏谑性”，显然是削弱了这一人物和黑人平权议题之间的联系紧密程度。
另一个问题，则是斯派克·李对于媒介的过度依赖和过火的”反类型”的策略。作为本身嵌套了经典淘金故事的《誓血五人组》，斯派克·李选择在主线叙事的进行过程中，时不时会穿插一些历史影像或是五人组的越战回忆。
在影片前中半段，这一设计也确实达到了叙事上“反类型”并且强化主题促进剧情推进的作用；可到了影片中后半段，主线叙事发生重大转折来到情节高潮的时候，叙事过程中依旧是不间断地切换到历史影像以及回忆部分。
但由于在前半部分已经出现了大段的回忆和历史影像，导致至此再出现的这些历史影像和回忆在内容上和之前所出现的产生雷同。这非但没有和主线结合起来增加表达的深度，反而间接性打断了主线高潮部分的叙事节奏，让主线整体看来异常凌乱拖沓，两个半小时片长与实际内容厚度有些不成正比。
至于《誓血五人组》“反类型”叙事上的失败，其实可以对比前作《黑色党徒》看出端倪。《誓血五人组》和《黑色党徒》同样，在类型片框架的主叙事下，掺杂日常和历史影像来弱化情节性并服务于导演个人观点表达。
但不同的是，《黑色党徒》中每一场看似和主线叙事脱节的日常、对话，实际上都和主线叙事的前后或是人物关系有所关联，而对于历史影像的使用也是如此。
影片《黑色党徒》中，给观众们留下深刻印象的那段3k党集体观看《一个国家的诞生》的平行蒙太奇，在完成导演个人的政治讽刺之余，与主线叙事也依然相勾连着；甚至，在两个时空的摄影技法上也彼此关联。
由此，《黑色党徒》中的影像运用和添加日常情节在帮助影片脱离死板类型片叙事框架的基础之上，又不至于让主线陷入断裂。并且，在这些“额外的”影像、日常和主线叙事之间也围绕着同一个社会议题搭建起了互通的桥梁。
斯派克·李在《誓血五人组》中践行了类似的想法，但却并没有达到《黑色党徒》的和谐。大段大段的“私货”对话和重复率较高的历史影像资料，再加之剪辑上场景与场景之间的切换过于跳脱，使得整部影片叙事松散又冗长。
反过来，本是为戏谑、反讽而设计的“额外内容”，也正因为过于无聊的主线而变得充满说教意味。足足两个半小时片长，但最终导演个人表达的提炼，却绝大部分来自于后半段的三次短暂的打破“第四堵墙”，而其费劲心思所设计的“反类型”却反倒有了无用功的意味。
可以说，《黑色党徒》在国际上的成功，无疑给了斯派克·李不少继续发扬其类型叙事+反讽议政并行风格的信心。结合当下美国正在发生的剧变，斯派克·李也或许是想通过这部《誓血五人组》来评析时政、声援同胞。但过于旺盛的表达欲望到头来反而却令成片的质量有所下降。
在《誓血五人组》之后，斯派克·李或许需要在先锋创作意识和观众的观影体验之间寻找一个更好的平衡点。而《誓血五人组》虽然不是那么的成功，但斯派克·李对于时代的声援显然已经传达到位。
结尾处北越女播音员打破“第四堵墙”脱口而出的那句“祝你好运”，或许也正是斯派克·李要献给如今依然坚持在美国的大街小巷上，为黑人权益而摇旗呐喊的广大同胞的祝福。
作者| 黄摸鱼；公号| 看电影看到死
编辑| 骑屋顶少年；转载请注明出处
在动作冒险故事《誓血五人组》（Da 5 Bloods, 2020）中，斯派克·李回看了越南战争的遗留问题，谈到了地雷、蛇和埋藏的宝藏。在以下的内容中，他与克里斯蒂娜·纽兰谈论了美国黑人士兵在这场冲突中的经历，以及他将好莱坞电影中的传统恶魔——北越——人性化的决心。
在斯派克·李的最新战争巨作——《誓血五人组》中，一群黑人越战士兵回到今天的越南，寻找他们曾经的指挥官诺曼（由查德维克·博斯曼饰演）的尸骨。当他们一起在丛林中冒险的时候，危险依旧，他们令人战栗的战争经历在闪回中穿梭。这些片段，均以当时电视画面比例的形式展现。这种处理对史上第一场被电视播出的战争来说，是十分恰当的。这部电影，在1960年代晚期充满伤疤的友情、和伤痕累累的现实世界之间的轮换中，坦率地，用年轻黑人的死，将激进主义的过去和现在联系在一起。
斯派克·李曾与奈飞就1986年的旧作《稳操胜券》（She's Gotta Have It）改编的两个剧作有过合作。《誓血五人组》由奈飞出资，部分场景在越南和泰国拍摄，李用流媒体巨头的庞大资金制作了一个旨在纪录美国黑人战争的、让人流泪的冒险故事。话题从和平运动到反歧视法草案，再到对非裔美国人是如何在前线士兵中，不成比例地构成了数量上比其他种族群体的美国人都要多的群体。电影开场即是一段胡志明城的片段。对肯特州立大学（Kent State University）示威者的枪击，和穆罕默德·阿里（Muhammad Ali）对战争激烈的拒绝——它们构成了对这时代历史背景的揭示注解，也是李在整部电影中提供的东西。不论是对已被忘记的战时黑人英雄米尔顿·奥利弗（Milton Olive）的提示，还是对《第一滴血》（First Blood, 1982）电影中“回去赢得越战”的笑话般的评注，这部电影是发散的，为这一系列的事件提供了略带狡黠的评论。
李渴望重新强调北越人的人性也同样值得注意——这与其它关于这主题的电影中的对这群体的描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提醒着我们这个小小国度曾经遭受过的伤痛。这以一个尤为辛辣的场景展现，一个越南人试图向林多扮演的角色售卖一些家禽，不料却导致了一场揭示双方几十年来的动荡的愤怒爆发。
当然，这并不是否定《誓血五人组》作为一部动作冒险片的核心。虽然片子涵盖了雇佣兵、除雷队员、蛇、地雷和战争时期丢失的宝藏，它的步伐并不总是缓慢的。当贪婪、紧张和旧创伤，开始逼近这一班好友，李用一切努力揭示着越南战争对美国黑人心理转变的影响；以及国内对这场战争的反应，是如何为我们今天仍然可以看到的激进主义打下基础的。
克里斯蒂娜·纽兰 （Christina Newland，以下为CN）：越战最激烈的时候，你还是一个青少年，你对那段时间的记忆是什么？记忆最深刻的是什么？
斯派克·李（Spike Lee，以下为SL）：谢天谢地，我生于1957年。即便是55年和54年，上战场的人都可能是我。我一直告诉身边的人：你出生的时候，就是你出生的时候。我成长于一个对社会环境非常敏感的家庭，我是五个孩子中的老大。我父母保持让我们了解这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情。在纽约长大，我们可以看到抗议，看到游行，在新闻上看到尼克森和约翰逊，看他们如何一次、一次又一次地欺骗美国民众。
CN: 是什么让你想要拍一部关于这个年代的电影？
SL：我1979年从莫尔豪斯学院 （Morehouse College，佐治亚州亚特兰大市的一所学院）毕业后，获得了来自哥伦比亚电影公司的奖学金，这是在我从莫尔豪斯毕业和秋天去纽约大学读电影研究生之间的事情。我是第一批参与《现代启示录》（Apocalypse Now, 1979）的试映观众之一。那是一个周五，我休息了一天。这个故事我对科波拉讲了太多次，我可是在场的啊。中午十二点，日落大道圆顶剧院 (Cinerama Dome)的一场《现代启示录》放映，沃尔特·默奇（Walter Murch）精妙的声音设计让我看着头顶的直升机想，“这声音是哪儿来的？”
我说这些是为了引出接下来这个点，那就是，拍摄这部电影，让我意识到，存在越南电影遗产这么一说。（《誓血五人组》的共同编剧）凯文·威尔默特 （Kevin Willmott）和我接受了由丹尼·比尔森（Danny Bilson）和保罗·德米奥（Paul Demeo）写的剧本，它们被制片人罗伊德·列文（Lloyd Levin）选中，递给了奥利弗·斯通（Oliver Stone）。但现在一切都不同了。那个时候，主角还不是黑人士兵。
我从小看着战争电影长大——这是我最喜欢的类型之一，尤其是关于二战的电影。我之前也拍过一部战争电影，《圣安娜奇迹》 （Miracle at St. Anna，2008），是一个曾在意大利、与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义和希特勒纳粹斗争的、黑人士兵的故事。希望我有一天可以做一部关于南北战争的电影。
这是一切的缘由。我是个影迷，我的母亲在我还是个小不点的时候就带我去看电影了。那是种子撒下的地方，但我当时并不知道自己将来会成为一个电影人。
CN：片中有不少向《现代启示录》致敬的地方——比如对瓦格纳《女武神的骑行》（Ride of the Valkyries）的使用。
SL：我有很多兄弟，很多邻居，比如，马丁·斯科塞斯就在隔壁，弗兰西斯·福特·科波拉是我的兄弟。《誓血五人组》中的夜总会是真实存在的，叫“现代启示录”的夜总会，在西贡。这并不是搭景，电影就是在泰国和越南拍摄的。拍摄前我就知道那个俱乐部，并说过“我们必须在那儿拍摄，我们必须在那儿取个景。”
以及还有那个电影史上最著名的场景，直升机突袭、罗伯特·杜沃尔（Robert Duvall）和演奏中的《女武神的骑行》。所以这是一次对我的兄弟——科波拉的脱帽致敬：我爱他，我爱他，我爱他。但让我问你一个问题：当你看到《誓血五人组》里那条船，配上那段音乐的时候，你有笑吗？
CN：我有。尤其是到那个河流的过肩镜头出现的时候。
SL：这也是一种幽默。但同样，是对科波拉表达敬意，一种致敬。
CN：越战时代——尼克松政权那段时间下的美国电影制作——是一段成果丰硕的时光，不仅是政治上，也是文化上。《誓血五人组》的开场片段掠过了许多属于那个年代的东西。你是如何决定要在那个年代电影里要保留的东西呢？
SL：如果你常看我的电影，就会知道我非常注重电影开场演职人员字幕片段的设计。有很多将要看这部电影的观众，可能都在越战后的年代里出生，因此并不熟悉这些历史人物。所以我想加入伟大的马文·盖伊（Marvin Gaye）的专辑《发生了什么？》（What’s Going On, 1971）。这专辑的创作来自于越战。马文·盖伊的哥哥出征过三次，并常常写信给在底特律家里的马文，描述前线的战火连天。那些信确实给了马文制作这张有史以来最棒的专辑之一的冲动。所以，当凯文和我确定要重新写剧本的时候，我就知道我要用那些歌。
CN：在你看到的那个版本里，马文·盖伊的声音尤为脱离于音乐。我从未听到过任何类似的东西。
SL：噢，无伴奏演唱？是的，它非常自然。马文是在谈论战争，他在谈论平等，谈论爱，谈论黑人战士们——《内城布鲁斯》（Inner City Blues）是一首关于黑人战士从越南归来的歌，他们找不到工作，或者对毒品上瘾，没有雇主，被叫做婴儿杀手。我希望人们明白一件事，越战最激烈的阶段，非裔美国占整个美国人口的十分之一，但他们组成了越战前线部队的三分之一。我们这些黑人被直接送往前线。
我们一直都有这种——在黑人想到争取自己权益之前，已经被送上战场去为这个国家战斗——的想法在拉扯。也正因此，我有许多想要表达的历史评论，比如查德维克·博斯曼（Chadwick Boseman）对五人组说的话：“你知道第一个在美国战争中死去的人是个黑人吗？他的名字是克里斯普斯·阿提克斯（Crispus Attucks）。他死在波士顿大屠杀中。”而现在这位总统——“橙剂”——竟然指责非裔美国人不够爱国？最轮不到他去指责任何人不够爱国，因为并不是所有人，身边都有一位医生开具假骨刺证明，所以不用上战场。
CN：你在提到电影中一个角色是特朗普支持者的时候，放了一小段特朗普的视频，并叫他“假骨刺”总统，我很喜欢。
SL：当然了，现在做这部电影的好处在于，我们可以加入许多战后多年才出现的东西。但我还是想用这部电影来表现——再一次地，我要想向科波拉和约翰·米利厄斯（John Milius，《现代启示录》的共同编剧）致敬——越南战争的恐怖。它的恐怖，美国士兵们在这场不道义的战争中死去，而这国家的总统肆意妄为。美国人今天还是被售卖了一堆虚假的东西，我要用我的3S来形容：恶作剧（Shenanigans）、花招（Skulduggery）和诡计（Subterfuge）。
CN：电影给我留下很深印象的一个点，是现在依旧非常激进的河内电台（Radio Hanoi）——越共宣传广播——为了让美军退缩，大讲美国政府对待非裔美国人是多么糟糕。河内汉娜（Hanoi Hannah）在节目里讲到马丁路德金被枪击，以及为何为美国政府卖命是个错误。我猜时至今日，依旧有很多美国人会为此感到被冒犯。
SL：为什么被冒犯？
CN：因为这把美国人的内部抗争与国外的敌人等同起来了。
SL：那只是她的一家之言。我们或许有了一点改变，但是大部分都还是同样的语汇。河内汉娜是个真实的人，同样，在日本还有一个叫东京玫瑰（Tokyo Rose）的女人，做着同样的事情。所以，旅程如此：放一些摇滚，摩城音乐（Motown）——美国大兵喜欢听。在歌曲之间插播其它内容。回想下河内汉娜说的话，她说的一切都很对，尤其是聊到黑人军队的时候。为什么要去为一个对你动私刑、会杀死你的国家？而那些士兵们如果想听披头士，或者摩城，就要忍受这些。
CN：但对越南人民的压迫可以追溯到法占中南半岛的时代——这部电影中对它们做了许多平行比较，就好像在说，这与非裔美国人的待遇间有许多共同点。这非常让人震惊。我觉得还是有很多人会说，“天哪，他们怎么能说这种话？”因为直到今天，人们对越南战争的看法还是十分偏颇的。
SL：好吧，我希望，希望你是错的。已经过了很久，我们身处新世纪。但我并不是想恶魔化越南人。我不能那么做。你去越南的时候，他们叫这“美国战争”、“法国战争”。这也是为什么，梅兰尼·蒂埃里（Mélanie Thierry） 和让·雷诺（Jean Reno）饰演的角色非常关键。因为法国在越南曾有深远的历史，因此，如果拍一部关于越南、却没有法占元素的电影，会是我工作的懈怠。
CN：戴尔里·林多（Delroy Lindo）这个角色是特朗普的支持者，并戴一顶“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帽子，有什么意义吗？
SL：其实不管你信还是不信，真的有一些非裔美国人很爱特朗普这个人（大笑）。我不是无中生有。我觉得这非常戏剧化。这也是我不断告诉学生的事情——我是纽约大学电影系研究生学院的教授和艺术总监。我尤其要用非裔美国人作为一个特别的例子。不是所有非裔人都有同样的想法。他们也不是都有同样的长相和说话方式。我们不是一个单一的整体。所以，我觉得这很戏剧化，还能增加一些紧张感。一边有四个共同长大、一起从高中毕业、一同参战的好朋友，男孩变成了男人，很多人会告诉你，再也没有比战友更紧密的感情。但战后，大家四散而去。多少年后，却又聚在一起，发现他们的老友竟然是一个特朗普的支持者。惊喜吧！这打开了很多种可能性。这也是我拍它的原因。
CN：你能告诉我一些你电影里的常客，林多试镜的故事吗？他为什么适合演这个角色？
SL：我选角的方式从在纽约大学读研究生的时候开始就再也没变过——试着去寻找就这个角色来说最合适的人。我曾荣幸与戴尔里共事过：第一次是在《黑潮》（Malcolm X, 1992），然后是 《种族情深》（Crooklyn, 1994）。所以我知道他的能力所在。但我真的需要反复斟酌，因为这部电影不能是全明星阵容。我需要考虑谁会更合适角色。我觉得——也是我希望这部电影能够表达的——我们真的作为一个集体付出了许多努力，每个人都知道他们该做什么，也努力去做了，每个人都很尽心尽力。
我们在越南和泰国待了三个月。2019年，《黑色党徒》（BlacKkKlansman，2018）获得奥斯卡最佳改编剧本的第二天早上，我就搭上了去曼谷的飞机。我的妻子会说一切都很好——我完全无法谈论同年最佳影片《绿皮书》（Green Book, 2018），再也不想！（笑）
电影的大部分镜头都是在清迈（泰国北部）拍摄的。最后两周，我们去了越南西贡，或者胡志明市（现在的叫法）。对我来说，那是最美好的经历之一。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我总是会去电影里故事的发生地拍摄。拍摄《圣安娜奇迹》的时候，我们在意大利度过了美好的时光。我们在费里尼位于电影城（Cinecittà）的工作室拍摄。我们在纳粹军队屠杀了全部小镇人口的地方拍摄。如果你真的可以去到真实事件发生的地方，你绝对能感受到那种精神和氛围。
CN：回到你刚才说的，不想在电影中妖魔化越南人的这一个点，我觉得这个电影有意识地在削弱《猎鹿人》（The Deer Hunter，1978）这样的影片，或者说，部分人会有这种感觉。
SL：我很喜欢罗伯特·德尼罗（Robert De Niro），我真的很喜欢他。我有一个意大利裔兄弟帮，斯科塞斯、科波拉、特托罗、德尼罗和帕西诺。他们都是我很喜欢的人。但是，俄式轮盘赌那种东西？越共绝对绝对绝对从来没有那么做过。但我觉得他们选的那位演员很棒，那个头目。我看这部电影的时候应该是在大学，看完这么一部影片出来，你很难觉得那些越共士兵也是人。但再一次地，没有任何不尊重我的弟兄罗伯特·德尼罗的意思，我爱你，你知道我爱你。但确实没有任何文件证明越共士兵让美国战俘玩俄式轮盘赌的游戏。
CN：你还在一个枪战前的越南语对话片段里，加上了字幕。在一些越战电影中，这一般是处理成面目不可辨的敌人用我们无法理解的语言对话的效果。但这里，我们能理解他们的对话：“噢！他们只是在谈论日常生活。”
SL：让我们诚实一些。所有带有偏见的眼睛，查理，以及其它。做法会跟随想法不同而变化。
CN：这是不人道的。我有点脱轨了，但是某些美国大兵战时的行为……
SL：不，你在轨道上。
CN：去想象这种非人性的行为，并不牵强。你看过1972年的纪录片《冬兵》（Winter Soldier）吗？
SL：没有。
CN：那是一个由几位反战的越战老兵举行的战争罪证听证会，由老兵们拍摄，由几位纪录片人共同完成。他们请了一些老兵来讲述自己经历过的战时罪行。这不是一部容易看下去的电影，战时那些被许可的暴行让人震惊。
SL：我要去找找看。在剪辑的过程中，我们有过几次关于黑人越战老兵的调研放映。我们将注意力停留在国家黑人越战老兵协会——纽约就有许多这样的老兵。这是最让我感到惊奇的事情之一，去倾听那些已经过了中年，从高中直接去往前线的人们的故事。所有战争对人们来说都是难以讲述的。这些人边讲述边哭，或笑。有些人甚至需要走出放映室整理自己的心绪再回来继续。对我来说这就像是石蕊测试。我希望你听清楚我将要说的话：这并不是对你不尊重，观众和评论家尽可以写他们的想法。这部电影，我是放给那些去了越南打仗的人看的，十七八岁，刚刚毕业，那些学习杀人的孩子们。他们都给了我拥抱，对我说，“斯派克，我们等这部电影等了太久太久。”
我并不是想说这是第一部有表现越战中非裔美国士兵的电影。曾经有过这样的荧屏角色——当然，比如我的弟兄劳伦斯·菲什伯恩（Laurence Fishburne，曾出演《现代启示录》）——但是我们将它带向了另一个层次，因而，我不觉得存在一部关注非裔美国士兵战时经历的长片。有一本很好的书，叫《血盟》（The Bloods），是越战口述史。人们都应该去读一读。
CN：在制作这部电影的时候你还有参考其它的电影吗？
SL：我觉得有一个元素让这部电影与众不同：想法。有关于越南战争的、伟大的悲剧，我们同样加入了《碧血金沙》（The Treasure of the Sierra Madre, 1948）的元素。我从来都是“混搭”的支持者，为什么事情只能以一种方法去完成？所以，我们还打算把这个冒险故事放进小说。
我很想加入冒险元素。我是在电视上看着《桂河大桥》（The Bridge on the River Kwai, 1957）、《纳瓦隆大炮》（The Guns of Navarone, 1961）这样的电影长大的。所以，当我们接手剧本的时候，我们就想加入《碧血金沙》里这样的黄金元素。我们都知道，所有人都会对金子作出反应，它会改变人。我们在制作这部电影的过程中有过很多不同元素，因为我们想让它有娱乐性，所以总是要加点笑料进去。另一个我想要加的元素，就是序言和尾声。这两部分是由两位比谁都要反战的美国人完成的。他们为此承受了许多恶毒的攻击，还被称作是非美国的。序言是穆罕默德·阿里完成的，而尾声则是马丁·路德·金。是的。这两位是非常重要的“书立”，我们要把这内容给裱起来。
有文件证明林登·贝恩斯·约翰逊（美国第36任总统）感到自己被路德·金背叛。他觉得路德·金因1964年的《公民权利法》对他有所亏欠。金的公开反战，对林登来说是个爆发点。许多历史学家都认为，尽管金在他的一生都做了多次反战的努力，但他确实是在公开反战后被暗杀的。因为当他站出来反战的时候，正是巨头们赚钱正酣的时候，比如陶氏（Dow，化学制剂公司，生产凝固汽油弹和橙剂）和所有其它在战争中赚了大钱的公司。挡人财路了，他必须走。
这电影中有许多这样的元素。我希望人们去搜一下克里斯普斯·阿提克斯，觉得斯派克在撒谎？去搜一下！我希望人们去搜索信息！为什么有一张写着“战犯”的林登海报？去搜索胡志明。
CN：我对指挥官诺曼的激进主义和他教给士兵们的黑人历史很好奇——你从他身上延伸出了一条“Black Lives Matter”的叙事线。对这部分的提及，也用了同样的意象，一个母亲拿着自己孩子的照片哭泣。你觉得越战时期的激进主义者们能教我们什么？
SL：激进主义就是激进主义，跟你出生的年代无关。它会有斗争，在任何区域，都会有民众，会有领导者，在权力和真相中选择真相。如今的激进主义者们的任务是将这遗产传下去。另一件事就是，当你看完电影走出来的时候——你不想留下一堆刻板印象——但是很多时候年轻人并不知道之前发生了什么。电影、音乐、历史。所以，我们把很多东西放到电影中让他们去点击。这也是为什么这个故事要发生在今天的原因。这部电影不是一个简单的年代故事。它包含闪回，但它发生在今天。所以，我们在电影结尾处，给一切“打包”的时候，加入了像你提到的，Black Lives Matter运动。
CN：你之前提到了穆罕默德·阿里。你有段时间在准备一个关于拳击手乔·路易斯（Joe Louis）的项目。那依然是你的计划之一吗？
SL：是的，我和巴德·舒尔伯格（Budd Schulberg）——小说家、《码头风云》（On The Waterfront，1954）编剧——一起写的。我和巴德成为了非常好的朋友。巴德观看了两场乔和德国世界级重量级对手马克斯·施梅林（Max Schmeling）的比赛。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FDR）、埃莉诺·罗斯福（Eleanor Roosevelt）、舒格·雷·罗宾逊（Sugar Ray Robinson）、希特勒、戈培尔，这些人都将在这部电影中出现。我承诺过巴德要在他离开人世前做好这部电影。我会信守承诺。电影名叫《救救我们乔·路易斯》，编剧巴德·舒尔伯格和斯派克·李。它也可以是一个短剧系列。我不觉得，如果我做成短剧系列，巴德会生我气。
CN：你今年本来要做戛纳电影节的评审主席，未能成行，你一定非常失望吧。你觉得它会怎么发展？
SL：我觉得我只是千万个感到失望的人中的小小一员。你知道，这是一场全球瘟疫，意味着全世界都受波及。对我来说，比起自己，我更加挂念着那些今年要从高中、或者大学毕业的年轻人。下一届戛纳电影节举办的时候，我还可以成为评审主席。
CN：那个时候，电影产业可能也会发生很大的变化。你如何看待后疫情时代的电影产业环境？
SL：会有很多很多的试验。即便是在独立的层面来说，人们需要在摄像机前或后感到安全。我觉得除非做了足够的试验，不然制片很难拿到保险。人们常常会谈论BC、AC，也就是公元前（Before Christ）和公元后（After Christ）。而对我来说，它现在意味着冠状病毒（Corona）前，和冠状病毒（Corona）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