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演：文淇周美君史可耿乐刘威葳彭静王栎鑫李梦男蒋欣悦陈竹升
类型：剧情导演：文晏 状态：已完结 年份：2017 地区：中国大陆,法国 语言：汉语普通话 豆瓣ID：27019527热度：0 ℃ 时间：2025-04-03 11:5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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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电影《嘉年华》的映后，我听到了很多观众的讨论，讲述自己的经历或者知道的关于性侵的案件，也在观影后由衷的感谢这部电影。好几个女孩流下了泪水。一部好的电影，首先扛起了它应有的责任。有勇气，有力量，也有美和暖。
红黄蓝幼儿园虐童案件使得虐童和性侵受到了社会重视，也引起了大众的愤怒。在谈性色变以及缺乏基础性教育的中国，大多数女孩在遇到类似的事件，都选择了沉默，甚至是在长大后才意识到自己被性骚扰。
电影《嘉年华》始于沙滩上巨型梦露雕像的裙下。12岁的女孩小文和小新被当地商会会长强暴，而15岁的女服务员小米目睹了这一切。电影并没有直接表现小女孩受到侵害的过程，而是围绕事件之后的剧情展开。
影片有个很浪漫的名字，导演文晏解释：“我们生活在一个像是嘉年华似的时代，无比光鲜，无比喧嚣。大家没有办法停下来，没有办法去思考背后的人和故事。我恰恰想讲的是这些光鲜背后的故事。而且嘉年华字面有美好年华的意思。所以我觉得可以用这样的名字。”
对比女性角色，片中的男性怯弱、无措、自私自利，没有正面出现的犯人刘会长，作假证明的警察和妇产科医生，压榨员工的酒店经理，殴打女朋友的健哥，忍气吞声的女孩父亲。这并不代表本片是一部女权电影，而是导演在要求，男性应该发声。
影片的结尾，小米穿着白裙子骑上莉莉的电动车疾驰，再次踏上漂泊的未知。就像影片的英文名《穿白衣的天使》一样，无论她今后的遭遇如何，无论等待着她的会是什么，她永远拥有精神上的纯洁。
在金马奖获得最佳剧情片、最佳导演、最佳女主角三项提名，《嘉年华》还是今年入围威尼斯电影节主竞赛单元的唯一的华语片。
这是女导演文晏的第二部长片，历经四年的筹备和一年的剧本打磨，这并不是一次不负责任的社会新闻事件的改编，而是经过深入思考后的历时良久的有态度有技巧的创作。
她说希望这部电影能为大家提供一个讨论问题的起点，而不仅仅是一次情绪的宣泄。
电影虽然是在讲性侵，但它没有直接讲这个施暴者是如何去性侵小女孩，也没有女孩自己的心理状态的描述，而是去讲性侵之后，围绕这件事相关人群的反应和随之带来的事件。您是如何做出这样的视角选择呢？
文晏：当时我也做过一些研究和咨询，这些孩子还处于懵懂的状态，尤其这种一次性的伤害，她们都不太懂，在当时表现不出明确的态度。我们国家没有性教育，很多孩子连身体的部位都说不出来，这就是为什么很多这样的案件大家都不知道。她不会表达，也不知道该怎么跟父母说。
我不想故意拍得很惨来赚取大家的眼泪，我想讲的是整个社会机制在这些问题上的缺失。所以我选择了这样的处理方式，反而是之后大家的反应给她造成了二次伤害。
所以也没有很细致的去讲事件发生的过程。
文晏：加害人没有那么重要，这样的事件发生是有一定的偶然性的，但我不讲偶然性，而想探讨社会必然性。犯罪总是有，我们该如何对待这样的案件，如果对待这样的少女，我们整个社会该做什么保护措施。案件只是一个载体，所以在片中我也没有让加害人正面出镜。
小演员是否知道完整的剧本？还是调整为她们可以理解的剧本？
文晏：文淇是在开机前才给她看了她的一半剧本。她们的年龄太小了，也不太可能理解剧本的整体，所以只要专注在她自己的那部分就行了。她只要理解流浪儿童打工，每天为了多挣五块钱这部分就行了。
美君我是完全没有给她剧本，让她专注于跟父母的关系，建立人物情感。没有必要给孩子她们不能理解的东西，那样不能帮助她们的表演。
片中的男性形象都是比较怯弱的，影像上的表达也是不完整的，您是在刻意弱化男性吗？
文晏：我的电影反对的是偏见，所以我不可能带着偏见去写剧本。我想反映的是社会对女性问题无意识的状态。相比一些西方社会，我们对女性问题的探讨相对少，女性意识也是有局限性的。所以没有专门对男性有怎样的处理。
我关心的是人的境遇。你之所以是今天的你，是你所有成长环境和周围人造成的，所以在这件事情上你才会做这样的选择。我想通过这些小人物，投射出整个社会的样貌。
有人觉得父亲懦弱，但是这些小人物确实是长期处于失语状态，他是没有发言权的。耿乐说“那公道呢？”，我一定要让他说这句台词，但是是退后三步才说的方式，就因为我们的公民在今天的社会里不习惯说这样的话，而事实上这是每个人都应该坦荡的大声说出来的。
小米有句台词非常感人，说这里沿海很暖和，即使无家可归也能睡个好觉。如果向观众完整的讲述小米这几年的打工经历，一定会触动到更多人，为什么没有讲她自己的这部分？
文晏：留白让你去想象，其实是更打动人的。就像今天我跟你见面，以后很可能就见不到了，我对你的了解就只是个片段。但是想象的空间是特别大的。篇幅所限我只专注于现在的故事，但是我想在有限的时间内让你看到小女孩做了这些事情，让你最终理解她是从哪儿来的。
当时选定南方，就是我想，一个流浪儿童经常食不果腹、流浪街头，她之所以能存活下来，就需要找到一个温暖的地方。
电影很有趣的一点是她没有出于同情而帮助她，而是她自己的境遇让她这么做，这是怎么设置的呢？
文晏：一个是为了避免商业片的套路，两个主角一定要有很多的交锋，我希望它有一种真实感。她们唯一的偶遇是开篇那一次，但她们彼此的影响是更深刻的，她们面对的抉择才是彼此真正的联系，而不是说一定要碰到。
电影里很少出现完整的梦露的形象，只有指甲油、高跟鞋等等符号，为什么？
文晏：前后出现过六次，也是非常仔细的设计。从第一个镜头出现难以分辨，到后面红指甲对观众的冲击力。梦露的形象大家看得太多了，我也不需要她在片中非常具象的呈现。她就是代表了一个女人。
有人看完电影说我在片中其实只讲了一个女人。她所代表的就是这样的概念。很多人光看她的脚就已经能认出她来了。
小文第一次夜里来到海边看到的是她的背影，她很丰满，有宽宽的肩膀，带有一点点母性，小文会觉得她就像她的妈妈一样。她有很多丰富的意象，我用不同的角度去呈现，也有不同的意义。
我不想让大家只是想到梦露，而是想的是女人。
看片时有两个镜头印象特别深。一个是做妇科检查时的主观视角，另一个是梦露腿间的灰色建筑。这是女导演少有的生猛镜头。
文晏：这两个镜头基本上就是主题嘛。我知道那个主观镜头观众看起来会有点不舒服，但这就是二次伤害。我不会去拍那种纯粹宣泄性的为了效果的镜头，但我觉得这个镜头是必要的。
比如我不会去拍性侵的场面，我对这个暴力不感兴趣，而我想要让观众看到的是社会对孩子的二次暴力。它是必须的，也是非常冷峻的，差不多是剧本创作阶段就想好了的。
看短评发现很多人跟我一样，结尾都想到了《四百击》。
文晏：我其实没有想到，但后来也好多人跟我提到。好电影对你的影响是下意识的，你喜欢这部电影，它进入到你的血液，不知道哪天就会生长出来。
上映版本加了一段广播，很多观众都觉得突兀，这是为了过审而特别加的吗？
文晏：下次你可以再仔细的听一遍这个广播，它还有非常有意思的另外一个层面的东西。大家关注的大多都是案件，但我关注的是女孩子的成长。
我们希望电影能跟观众见面，也希望能在不牺牲我艺术表达的情况下，完整的保留全部内容的前提下，做一个非常小的变通，而且也不是简单粗暴的变通。
这件事情是跟每一个人都相关的，如果这些孩子没有受到很好的辅导和帮助，她到了成年面对爱情面对婚姻，都会反射出很大的问题，伤及的不仅仅是她自己，还有她周边的人。
很多时候我们对这样的事情都没有意识，比如性骚扰，在西方是很清晰的，大家都知道这样的话这样的行为就是性骚扰，你马上就可以寻求法律手段。但在中国这是非常模糊的。这个电影给大家提供了一个讨论问题的起点吧。
很多人在看完片之后贸然的打上了女权电影的标签，这应该是您特别反对的吧。
文晏：对，我觉得标签都是简单粗暴的，所以我的电影采取的角度才是相对客观冷静的我也没有说我要引起大家强烈的愤怒或是怎样。愤怒不解决问题，愤怒不是导致很好的结果。反而需要冷静的思考和探讨。过于标签化口号化处理问题，就会造成一些对立和不愉快，但我们要的不是对立，而是大家共同来解决一些问题。
不管是参与制作还是自己执导，您选片的标准是什么？
文晏：就是好的东西吧，哈哈。会选择自己非常喜欢的，有艺术表达的、独立思考的、有立场有态度的电影。
大家在看完这部电影后提到了很多导演，比如觉得像安哲的电影，结尾像《四百击》，女主角又有点像戈达尔女主，包括摄影也请来了达内兄弟的御用本诺·德福。感觉您是一位很有迷影烙印，但是又不会做炫技的导演。
文晏：真正做自己片子的时候我不太参考其它电影，尽量让自己保持独立思考，但以前看过的电影会作为养分。也是因为处理这样的题材，要特别尊重你的人物和主题，但凡在里面加入任何炫技，别人就不再关心事件。这个题材决定了你必须非常朴素的捕捉和表现它。
对片尾音乐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是国内的创作者吗？
文晏：是的，文子，《夜车》《白日焰火》都是他做的。我们反复沟通，他也花了非常多的心血。威尼斯电影节主席第一次看完就说，给这样的电影作曲是很难的，因为现实主义不需要宣泄性的音乐，而是一点点进入，又要特别契合那场戏，把所有的压抑都释放出来。
您觉得这样的小演员，参与的第一部作品又是很特别烦的题材，您对她们今后的发展有什么期许吗？
文晏：我们在拍摄和宣传的时候都是对她们非常保护的，所有工作人员的言行都非常注意。尤其像美君演这样的角色，我们不能让她受到任何伤害和偏见。
小孩的路很长，她们是否能成为优秀的成年演员，都很难说，对于未来的计划我们也是顺其自然的，不给她们任何压力。
很难把她们当成普通的童星来看待，也不想把她们当成明星，不管是赞美还是批评，都要实事求是。
前几天承水怪赠票，去看了电影《嘉年华》。这是一部极具勇气，艺术上也颇为出色的电影。我已经记不起上次在电影院看到对社会问题有观照的电影是什么时候了。
导演文晏在映后提到她所选取的第三人（酒店服务员）视角，是一种旁观者的位置，极为克制。这种“克制”在电影中非常明确，没有直接表现会长性侵小女孩的过程，没有受害者哭天抢地，没有父母的申诉，唯一一个称得上激烈的情绪时刻，是耿乐饰演的父亲在看到医院召开发布会说女儿并没有被侵害后，试图上前和医生理论。那是一个远景。电影里甚至没有侵害片里常见的刻板人物，如果想想最常被提到的《熔炉》和《素媛》，首先会想到其中令人不寒而栗的坏人，和极其无辜的好人。
《嘉年华》里，每个人都陷在自身生活的困境之中。小文父母有不如意的婚姻，这是他们疏于关怀女儿的原因。小米从小流浪各处，以自保为本能，所以不愿相信律师。酒店老板算是个比较规整的反面形象，不想惹麻烦，就藏起了视频证据。所有人的困境织成网，小女孩们再也逃不出去。造成她们悲剧的是性侵者，也是所有人。
看完电影和沛沛吃饭，我们自然讨论了起来，提到了电影的风格，克制。有很多评论说这就是中国的《素媛》和《熔炉》，但两部电影的风格差异太大了。看《素媛》、《熔炉》会痛哭，但看《嘉年华》更多的是叹气。《素媛》、《熔炉》是这样一种电影，完整地展现了美好被撕裂的过程，有一个确切的反派，有一整套体制的压迫，有一方坚持对抗的力量。无论结果如何，任何一种情绪，对美好的同情，对反派的痛恨，对坚守者的感动，都得到了有力的释放。观众内心，也因为观看这部电影，完成了一次伸张正义的过程。
这与《嘉年华》的克制，并无优劣之分。而我在想，克制固然是导演的审美偏好，但同时，它几乎是唯一可能在中国实现此类题材的方法。因为我们反抗的对象是缺失的。有伤害发生，就有施暴者，而施暴者不可描述。《嘉年华》里的施暴者是着墨最少的一个角色，只有前后寥寥几个镜头，几乎可以认为是符号。他是“商会会长”，其中一个受害小姑娘的父母的朋友。而文晏最初对这类题材感兴趣，是看到各地当时被广泛曝出官员、校长性侵幼女的新闻。权力者被置换成了一个普遍意义上的“坏人”。即便如此，施暴者的面目仍然是模糊的。他没有像《熔炉》中的那个肥头校长，缓慢露出猥琐又骇人的笑容，定格成经典的加害场面。他无法被记住。
故而无从指责，无从怪罪。母亲只能骂女儿，以后不要再穿浪荡的衣服。父母相互埋怨，“如果不是你想和会长套近乎，怎么会让女儿认他当干爹？”阻碍律师取证的是酒店服务员和老板的自私，而警察的干涉被匆匆带过。人性的弱点如泣如诉，可真正的恶呢？真正的恶是故事的背景，还走不到舞台中央。
一旦指认出恶，必然要求指认出恶的原因，完成对恶的惩戒。你必须说出魔鬼的名字。但我们生活在不允许魔鬼存在的次元里。
当看到医院造假，医生对媒体说两个小姑娘并没有受到侵害，观众憋屈的情绪到了一个极值。小文父亲几下无助的挥手，除了自取其辱之外毫无用处。但很快镜头一转，以画外音的方式告诉观众，施暴者被抓了，干涉案情的警察被抓了，造假的医院负责人也被抓了……仿佛有一个全能的天神，于无声处主持了正义。而这天神是谁，如何主持了正义，就和这恶一样，没有来处，没有身影。
中国的观众，早已学会脑补电影。一看到这里，观众席马上有人私语，“删的还挺多”。我们习惯了这种表达方式，心领神会，生怕导演不知道“我懂的”。
电影的克制是一种“职业”的创作态度。它抗拒直诉苦难的悲情，谢绝沉溺于悲伤，甚至是体面的。它可能是我们唯一能保留尊严的方式了。在这一点上，对导演有极大的尊重和敬佩。
没拍出的那些呢？专注的哭泣，彻底的愤怒，以及决绝的反抗，最终迎来胜利。这些我们没在电影里看见过，也没在现实中实现过。
入围今年威尼斯电影节主竞赛单元，因未曾斩获荣誉而在国内鲜少被媒体提起。不久前，它获得本届金马奖最佳剧情片，最佳导演，最佳女主角在内的三大重要奖项的提名，媒体的焦点更愿意留在“天才少女”文淇这个更抓人眼球的新闻点上。这部影片就是文晏导演的《嘉年华》，今年最值得推荐给所有人的华语电影
本文首发于《映画台湾》公号 11月13日
上世纪50年代，美国道德和性爱思潮的涌涨中，梦露妩媚性感的形象受到了广泛的追捧。几十年过去了，在中国某个小镇，因为裙摆掀的太高，梦露從女神变成了荡妇。
2014年6月，广西贵港，一樽玛丽莲•梦露雕像，构建之初就打出了“全世界最高梦露”的旗号。落成之后，人们争相簇拥在她的裙摆下，小心地窥探和议论着。
在商业中心街头矗立了仅6个月，因为“有伤风化”，而被有关部门勒令进行了拆除，性感女神最后如同垃圾一般躺在了郊外的废品处。
贵港的轰然倒塌，迎来了另一座梦露在《嘉年华》中的平地而起。
电影开篇，女孩小米站在巨大的白色裙摆下，她轻抚雕像鲜红的脚趾甲。
她神情满是惊羡，梦露在她眼里，只是好看的女人。
仿若西西里岛黑暗旋涡中的玛莲娜，越美的事物，越经不起俗世的洗礼。《嘉年华》像附在社会现实面上的油麻纸，你从外围看得通透，当时伸出手触碰，却发现这层薄纸脆弱得可以。
黑户少女小米在海滨小城的一间旅馆打工，时时面临着因为年龄身份问题而被辞退的危险。她替前台顶班的某个深夜，一位成年男子领着两名小学女生来到旅馆开了两间房。
当晚，小米在监视器中看到男子强行闯入隔壁少女的房间。事后，学校察觉出异样，将女孩们送到医院检查。处女膜破裂，两名少女被性侵了。可是因为旅馆的监控系统老化无法保存视频，警察缺乏证据，施暴者逍遥法外。
中国的电影工业环境下，投机者们渐渐发现，观众的情绪其实可以点燃和操纵。于是，情怀、爱国相继成为了可被消费的商品。正义感驱使下的愤怒，当然也可以被利用。
《嘉年华》的故事，很像一则社会新闻。女童被性侵放在当下，是一个非常可以引发讨论和关注的题材。
文晏难能可贵的一点，在于她从始至终都没有通过影像来发泄情绪获得共鸣和认可。
我们生活在一个似嘉年华般的时代，人们如同坐云霄飞车一般，尖叫着发泄着直观的感受。
无论是南京高铁猥亵养女事件还是留守女童被性侵案例，当这些社会阴暗面被曝光在公众视野下时，民众用键盘充当着自己正义使者的武器，喧嚣着“把这个禽兽抓起来”“还是不是人”，如此“正义凛然”的话充斥在网络平台上。
我们附和，我们赞同。
我们有太多愤怒，却太少思考。层出不穷的事情在媒体上逐渐冷却翻篇之后，人们又恢复到什么都没有发生的状态。
愤怒就像曾经向河流中投入石头，掀起过波澜，很快恢复平静，死寂到你甚至连波纹都察觉不出。那些遭遇过伤害的人，他们后来怎么样了？没人记得去关心了。
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认为，酷刑作为一种公共景观已经消失。暴力并非只有被展示，从能达到惩戒暴力的目的。
电影当中隐去了犯罪人的形象、甚至连侧脸都没有。“我更想探讨其他人是不是尽到了责任？社会又给予他们什么保护了？”文晏在映后谈中如是说。
这场性侵在《嘉年华》中，只是引导观众去认识反思这个案件的媒介。而比性侵更让人心寒的，还有现实中无形而隐晦的羞辱和冷漠。
案发的当晚，两个少女小文和新新曾经向前台点了四罐啤酒。喝啤酒似乎不是一个“好女孩”该有的行径，于是警察审讯的时候对她们的口供表示质疑，不停追问着喝酒的细节。
即便是最亲近的人，事后也无法给受害人应有的温暖。小文的母亲得知此事后，痛苦又羞辱，在医院当面给女儿一巴掌。回家之后疯狂地扔掉女儿柜子里的裙子，嘶吼道“让你穿这些不三不四的衣服”。
不能说警察对少女没有半点怜悯，母亲就是冷漠无情的异类。相比无知到根本不知道处女膜是什么、那晚发生的丑恶为何的两个小学女生，成年人反而因为深知事情的恶劣性必然会更为痛心。
只是在痛心疾首之时，他们共同默认了这些事情因果中的“因”除了那个丧心病狂的禽兽，有一部分出自女孩们。
小时候爸妈就警告你，衣服不要露太多。为什么？因为会有坏人，这规训话语背后潜藏的逻辑是，行为不检点便会引来不幸。
所以，《嘉年华》中人物的举动和做法你并不会觉得怪异陌生，不会认为只会在戏剧当中出现，是被夸张、被反面塑造的存在。
他们真实，他们就是生活中的你，我，他。
对遭受性侵的未成年人实施羞辱和冷漠，是对受害人的进一步伤害。性教育在我国的缺失，则是把未成年引向恶魔的无形推手。
医院告诉女孩家属，二人处女膜破裂时，新新木讷地问小文，处女膜是什么呀。
影片中另外透露给我们的信息，拼凑出那个罪犯的身份全貌：滨海小城的一位有钱老板，同时还是两名女孩其中一位的干爹。
层不出穷的社会新闻中，对未成年人实施罪行的往往就是他们的身边人。
然而，某卫视的一档亲子节目，给女童安排陌生男子做父亲的做法依然“坚持不懈”着。因为话题之后是巨大的点击量和收视率，媒体更是乐此不疲地为本是“父女”的组合炒着CP。
娱乐至死的年代，不断地在消解着观众的思考能力，对某一部分观众而言，他们的偶像是肉体和道德完美的化身，他们听不得一丁点对“父女”组合的质疑，并回馈以“你思想怎么这么龌龊”的唾骂。
可层出不穷的案件发生之后，我们难道还不该拥有有一点独立思考反思的能力吗？
文晏在《嘉年华》中一一提出了这些反问。她把影像当作一把冰冷的匕首，直戳观众的脊梁骨，让你不寒而栗。
影片是以两个女孩的视点展开的，一个受害者文文，一个旁观者小米。但受害者和旁观者的身份在电影中，其实是互相转化着的。
不光呼吁着对未成年的性教育和保护，《嘉年华》也是为所有未成年孩子的安全发声。
黑户、童工，离家出走，小米的身份太过沉重，看似跳脱于这场悲剧之外，但是当她试图通过这件事来换取自己的安稳时，她也成为了受害者。
时间在电影中仿佛变成了轮回的管道，宾馆的前台，那个漂亮的堕胎出卖肉体的姐姐，似乎就是未来的小米。
仿若《尤里西斯的凝视》下的再见列宁，片末，梦露的雕像在广场上被拆除了。在导演文晏眼中，梦露不是女神、也非荡妇，而是白衣天 使（《嘉年华》英文片名ANGELSWEAR WHITE）。
小米穿着洁白的裙子，骑着逃亡的电动车行驶在公路上，逃过了出卖自己肉体的命运。
运送雕像的货车从她身后经过，压抑了许久的情绪，在这一刻随着音乐的响起得到解脱。没人知道她会奔向哪里，虽然前路未知，但人生最大的幸事，是生活依然存在着可能性。
《嘉年华》最想传达和期盼着的正是：有可能性的存在，才会迎来改变。
11月24日，影片会在全国上映。期待着这部片子会给这个社会带来那么一些变化。
我向来不喜欢用“好看”和“不好看”来评价一部电影，我觉得电影不应该用“好看”和“不好看”来分类，我更倾向于说它们好不好，或者值不值得看。
从《盲山》到《亲爱的》，到《二十二》，再到《嘉年华》，都告诉我们有些电影可能不够精彩，不够有趣，但它们承载的意义超过了电影本身。电影的功能从来就不只是娱乐，有时它们也能改变我们的生活。
《嘉年华》是今年威尼斯电影节唯一入围主竞赛的华语片，也是今年最好的华语片之一。
电影围绕女孩小文和小米展开，聚焦未成年少女在成长过程中所面临的社会恶意和困境。
小文是一名12岁的学生，父母离异后和妈妈一起生活。
有一天，小文和同学小新被高官刘会长带去旅馆，并实施了性侵，这将成为伴随小文、小新一生的阴影。
然而比性侵更可怕的是，小文身为受害者在事后还受到各种折磨。
医院两次对小文检查，先后得出了不一样的结果，第一次说小文失贞，第二次由于被收买竟然说小文的身体完好无损。
医生不顾小文的感受，在媒体面前公开发表检查结果，意味着小文年纪轻轻就将面临人们的议论纷纷。
除此之外，警察以查案为由多次逼迫小文回忆当晚的遭遇，不断让小文回想起她这一生最痛苦的经历，不断让小文遭受二次伤害。
而小文的妈妈不抚慰小文受伤的心灵，反而剪掉了小文的头发。妈妈不想办法让坏人伏法，反而谴责受害者，口口声声对小文说：“叫你穿那些不三不四的衣服！”
爸爸更是软弱无能，面对女儿的离家出走，竟然说要让妈妈把她接回去。
而经历这一切磨难的小文，仅仅只是个孩子。
我们无法得知她的身心有多么痛苦，也无法得知她是如何挺过来的。
我们看着这一幕幕画面，心如刀绞，想要帮助小文分担一点伤痛，却又无能为力。
另一边，酒店的服务员小米通过监控录像目击了案发经过，她有刘会长犯罪的确凿证据，但为了保住月薪不足600块的工作，选择了沉默。
酒店一晚上的房费就要700多，可能她觉得能住在这里的人，永远不需要她的帮助。
原来，小米也是广大女性弱势群体的一员，她三年前从老家逃出来，颠沛流离了15个城市。至于她为什么离家出走，我们无从得知。
我们只知道当人们问她想不想回家的时候，她说不想。
我们只知道她宁愿守住这份月薪不足600块的工作，宁愿每天打扫房间、洗碗、倒垃圾、做别人不愿做的活，也不愿回家。
在我们看来，这位10多岁的未成年少女，本应该像同龄人一样在学校上课、和同学玩耍，此时却干着与年龄不匹配的脏活累活，拿着比法定最低工资还低的收入，堪称地狱般的生活。但在她看来，和老家的待遇相比这不算什么。
如果不是因为这部电影，我们可能永远无法知道现今这个年代，还有女性具有如此悲惨的遭遇。
发生在小文和小米身上的故事看似夸张，但绝不仅仅是电影中的虚构故事，它们每年都在发生，就在我们身边上演。
关于性侵儿童的案件，很多都无疾而终，还有更多的是根本就不为人知。
导演将它拍成电影，让男女老少能够在电影院观看，就能够在一定范围提高人们的关注，那这部电影就比十部、二十部爆米花电影更有价值。
《嘉年华》的剧情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韩国的《熔炉》，但《嘉年华》丝毫不比《熔炉》逊色。
《熔炉》因为优秀的剧本、台词而非常富有感染力，很容易带动观众的情绪，让人看得咬牙切齿、义愤填膺，甚至潸然泪下。
和《熔炉》相比，《嘉年华》平淡了许多，或者说冷静了许多，显得不够催泪，给人一种“不好看”的错觉。
一部电影是否富有感染力、是否催泪并不是评判电影好坏的标准，反而我恰恰认为克制正是《嘉年华》的优点。
我们一向容易给感人的电影打高分，比如《7号房的礼物》《假如爱有天意》。并不是说它们不好，但我们打高分总是仅仅因为它们感人，而不是因为电影好。
久而久之，我们会产生“催泪的就是好片，不那么催泪的就是拍得一般”的错觉。其实，如果一部电影不刻意煽情，你所看到的才是这部电影是最真实的样子。
还记得前不久上映的《敦刻尔克》，很多人说它和以前的战争片相比不够燃，不够好看。恰恰相反，优秀的战争片绝不会以“燃”“热血”来宣扬战争、美化战争。克制、冷静地叙述才更能还原战争的真实，表面上不够好看，但内在所蕴含的艺术造诣却达到了非常高的水准。
同样的道理，优秀的伦理片，也绝不会尽可能地催泪、煽情、感人。毕竟要把电影拍得煽情太容易了，煽情的电影人人都会拍，一年至少几百上千部。
只要你刻意将主角拍得多么多么惨，将其它人拍得多么多么无情，正常人都会哭成狗。
但是哭过之后呢？
大家看哭了，就会去关爱儿童吗？就会去关爱女性吗？
根本不会。
大家只是当时觉得电影很感人，三天之后还是该干嘛干嘛。
就好比看到那些性侵的新闻，我们会难过、会伤心、会流泪，但我们无法阻止性侵案的发生，并且当下次发生性侵案的时候，我们能做的还是只有难过、伤心、流泪。
我们不只是需要知道发生了什么，更需要知道社会的反应，更需要知道事情后来怎样了、有什么进展、有没有解决。
《熔炉》整部电影都是在讲小孩有多么惨，校长权力多么大，司法多么不公，你当然觉得催泪了，但这是远远不够的。《熔炉》这部电影好吗？当然好，而且非常好。
但如果后面的电影再这么拍，就没多大意义了。
《嘉年华》和《熔炉》讲述的是相似的题材，但侧重点完全不同。
导演最大程度地弱化了小文被侮辱的过程，而是着眼于事后。导演没有通过“卖惨”来打动观众，短短10分钟就把小文的遭遇讲完了。而剩下一两个小时都是在讲人们对这件事的态度、人们的所作所为，毕竟这些才是最重要的，也只有这些才能真正让观众深思，更有实际的意义。
导演没有掺杂过多的个人见解，没有过多的感情宣泄，没有把观众往特定的方向引导，而是客观、踏实地讲故事，让观众自己思考。
导演选择了还原电影的原始之美，没有刻意煽情，叙事非常克制、冷静，节奏略显缓慢。《嘉年华》表面上平淡、不好看，其实让观众更有时间去思考更多的问题。
看完《熔炉》，我们只知道不应该伤害未成年人，只知道罪犯可以凭借权力减轻处罚。但看完《嘉年华》，我们还会思考当未成年人被伤害后，我们可以做点什么。
这也是为什么我说《嘉年华》丝毫不比《熔炉》逊色。
这也是为什么观影结束之后，全场掌声不停。
我当然希望再也不会有未成年人被伤害，但即便是司法再健全，永远都会有罪犯。我们不应该逃避性侵话题，应该勇敢面对，应该思考当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我们做什么、不做什么，才不会让事情变得更坏。
妈妈怪小文穿着不保守，还剪了小文的头发，直接导致了小文离家出走。那我们是不是应该从中学会与孩子沟通？是否应该用教育代替责备？
无独有偶，小米宁愿干脏活累活、宁愿受非人的待遇也不愿回家，我们是否该反思对孩子的关爱还不够？
刘会长提出私下解决，承诺承担小文、小新所有的学费，那我们应该怎样制订法律，才能既让罪犯受到惩罚，又能让受害者得到物质和精神上的补偿？
小新的父亲选择了与刘会长私了，理由是：“就算判了刘会长又怎样？他关几年再出来可以继续呼风唤雨。但我们的孩子呢？就要被人们说三道四。”
性侵案时有发生，是否是因为犯罪成本太低，罪犯出狱之日就是放虎归山之时？我们怎样有效减少罪犯再犯的几率？
当我们得知儿童、女性受到伤害，又是否应该停止议论纷纷，多多给予关怀？
我们知道，女性地位最低的国家之一是印度，印度女性频遭性侵，2014年一年之内强奸案数量高达3万多起。
电影《宝莱坞机器人之恋》中，机器人将一名全身赤裸的女性从火灾现场成功救出来，无良媒体竟然纷纷拍摄，导致这位女生连忙说自己没脸活下去了，冲上街头羞愤自杀。
这种事情，真的仅仅只是发生在电影之中吗？
哈利·德莱福斯控诉凯文·史派西猥亵，竟然有人说他想上头条。
苏珊伯特伦指控“T-bag”罗伯特·克耐普对她性侵，竟然有人说女人太矫情。
章子怡多次拒绝韦恩斯坦，竟然有人说她蹭热度。
章子怡身为国际最知名的华人影星之一，需要靠这种新闻提升知名度？
格温妮丝·帕特洛称曾遭到韦恩斯坦性侵，竟然有人谴责她过河拆桥。
还有人质疑韦恩斯坦的受害者们事后出来装圣母婊，早干嘛去了？
难道不正是因为《嘉年华》中小新的父亲怕人们说三道四，不正是因为《宝莱坞机器人之恋》中无良媒体肆意拍摄，不正是因为受害者怕人们议论纷纷，不正是因为这群键盘侠谴责受害者，她们才不敢说出来吗！
难道在不尊重女性方面，我们已经变得和印度人一样了吗？
发生了性侵案，我们可能的确帮不上忙，但我们可以停止谴责受害者，她们不是被八卦的对象，也不是我们宣泄苦闷的工具。
我们总是对坏人太宽容，对受害者太苛刻。
《嘉年华》中，小米的同事莉莉说“下辈子再也不做女人了”，随后离开了这里。
而故事的最后，小米也骑着摩托车踏上了征途，驶向未来，驶向自由。
这让我想到了印度电影《炙热》，三位妇女在受尽苦难之后结伴踏上了寻找乐土的道路。
我佩服她们的勇气与坚强，但同时我又希望有那么一天，女生们不需要以这种方式追求自由，她们在家里，在学校，在公司，在整个社会的任何角落都能受到平等的对待。
而史可饰演的律师不怕困难与危险，为了帮助小文讨回公道，公然与警察、与刘会长作对。
当人们问她：“你干这行十多年了，就没想过做点别的吗？”
律师说：“这类案子需要做。”
没错，这类案子需要做，《嘉年华》这样的电影也需要存在。不仅如此，还需要家长带着孩子、需要老师带着学生去看一遍。
《熔炉》上映引发韩国民众持续关注，韩国国会因此改变法律。韩国警方再次着手对“仁和学校事件”进行调查，涉案人员被重新起诉；《断背山》让人们明白同性恋和异性恋一样正常；《一个国家的诞生》影响了人们的种族观念……
我们总觉得看电影只是消遣娱乐、放松心情，对生活、对社会不能带来任何帮助。实际上优秀的电影小到能够改变我们的三观，大到能够改变整个世界。
《嘉年华》绝不应该用好不好看来评价，如果它能让人们更加关注儿童、女性，这部电影本身的意义就值五星。
电影之中，小文妈妈把责任归咎于小文的头发和衣服的行为实在让人心寒。
人们总是批评受害者打扮得太美，什么时候才会谴责坏人的禽兽行为！
人们总是安慰受害者要学会坚强，什么时候才让坏人接受应得的惩罚！
人们总是告诉女生好好保护自己，什么时候才教育男生不要伤害别人！
麦克维
月季花开
儿娃子2008
切入点
夜班司机
夺命剑
本片为导演何梦华1968年的作品故事描述，青虹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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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电影院看嘉年华之前，我心里有一点抵触情绪，因为害怕看到一个煽情大片。毕竟性侵幼童这种题材，里面有太多的元素可以为煽情所用，比如破碎的童年，哭泣的女童，艰难的维权，社会的冷漠甚至嘲讽等等。只要导演往这个方向稍动动念头，很容易把影片锁在观众的眼泪里。
我不喜欢煽情片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它是很容易堆砌出来的。只要角色惹人怜惜，音乐铿锵顿挫，眼泪很容易就出来了，但是这种眼泪质量很低。如果是挑逗观众肾上腺素的商业片也罢了，可是现实题材的电影，如果想要准确的传达信息，冷静地引导观众思考，就必须克制地使用情绪。不要让短暂而浓烈的情绪渲染，遮掩了值得细细回味的电影主旨。
对于一个比较有追求的导演来说，克制地使用情感，是对观众更高级的尊重。
幸而嘉年华就是这样一部有分寸感的电影。
对于女童被性侵这件事情本身，她的描绘相当简略，但反而更令人头皮发麻。因为这个场景太日常了，日常到我们可以在无数个同年记忆力找到，仿佛除了走出门，过个马路就能找到，仿佛身边已经发生过千千万万次。
但就在这样的日常中，隐藏着犯罪和黑暗。
而女童性侵这件事发生之后，故事才真正进入了导演的重点。她带领我们，拿着放大镜，去看这件事诞生的土壤，去观察所有人的嘴脸，去反思我们到底欠了孩子一个怎样的童年。
而这个过程，压得人透不过气来，因为我们带着被害人的视角，清晰地感受到自尊的压抑。而这样的压抑，来自围绕着这个事件的三种尊严霸凌。
第一种霸凌，是成人对儿童的霸凌
片中所有的孩子都是被压制的。不管是受害者小文，新新，还是旁观者小米。
尤其是被强暴的小文，她在电影里有两个全然不同的脸孔。
一个脸孔是天真可爱的少女，她会大笑着和闺蜜自拍，她离家出走的行李居然是一罐金鱼，她跑到一个大喇叭下面去喊自己的名字。
而另一个脸孔是一个孤僻的，不讨人喜欢的怪小孩。她沉默寡言，上学迟到，拒绝与成年人沟通，问她问题她不回答不配合，低着头不知道在想什么，但会斜着眼睛看人，处处透着“不听话，不懂事”。
这两种脸孔是在特定的环境下出现的。
如果当下环境里有成年人用居高临下的傲慢对待她，她就是一个孤僻的怪小孩。比如面对老师的批评，面对不懂得保护和教育，只知道责怪她的母亲，比如面对把她当一个犯人去审问的警察王队长的时候。她看起来非常不顺从，甚至会让成年人觉得她是一个“有问题”的孩子。
可是这些成年人从来不会去反思是不是自己“有问题”，他们的居高临下，是对儿童自尊的强烈摧残。
小文所表现出来的“不听话，不懂事，不配合”是一个没有体力，没有经济能力和社会地位的儿童，所能表达的最大程度的反抗，对压迫她的成年人的反抗。
而一旦她面对的对象是和她一样的孩子，或者一个尊重她的成年人，她就会带着安全感，恢复一个纯真少女的本色，比如当她独处，当她面对女律师的时候，以及后期和亲生父亲相处期间。
不要以为影片里这种成年人对儿童的尊严霸凌是一个配菜，这是导演最重要的思考，也是儿童被性侵的一个最大的诱因。
当整个社会中成年人对待儿童的态度，都是把他们当做一个可以去欺负的弱者的时候，就不要惊讶这当中会有最极端的成年人对儿童施以犯罪和暴力。因为成年世界，已经习惯了儿童的意愿和尊严都低成年人一等，他们是可以被欺负而不用负责的对象，只不过是欺负的程度不同罢了。
对儿童犯罪的人当然最可恶，但是每一次我们成年人对儿童尊严的藐视，都在给那个最终伸出毒手的人心中的魔鬼松绑，我们在给他们创造犯罪的语境。
第二种霸凌，是男性对女性的霸凌。
片中的几乎所有的女性都是被男性压制的。
这一点集中反应在性侵事件的旁观者小米和她浓妆艳抹的闺蜜身上。她们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相当从属。
而这一点，又从片中男性对待她们的态度看出来。
小米是从家里逃出来的黑户，她想要一个身份证。围绕着这个身份证，她被片中的“黄毛大哥”小健几度欺负。
刚开始黄毛给她办身份证的条件是“肉偿”。被自尊心很强的小米拒绝后，改成了一万块钱。小米拿出来一万块钱以后，又变成了一万六。到这里我们发现了，黄毛就是在骗她。
而为什么黄毛会骗她骗得这么溜？因为在黄毛的眼里，她是一个好欺负的小姑娘。
而小米的闺蜜莉莉，以为自己在和黄毛大哥小健交往，没想到她被当做一块肉被小健“孝敬”给了他大哥，后来更是因此而去人流，承受了巨大的创伤。
小米和莉莉，都有往“堕落”的方向上滑去。但整个过程里，她们的自尊都是清晰可见的。小米拒绝用“献身”办身份证，莉莉被迫给大哥陪酒时满脸的不快。然而，这样的自尊，也是不断被藐视，被侵犯的。
女性的自尊，在这些男性的眼里，是一种半推半就，或者是一个不难突破的小障碍。
茱莉亚罗伯茨的成名作《风月俏佳人》里有一个经典台词，沦落风尘的站街女茱莉亚罗伯茨对真心对她的李察基尔说讲述她的心路历程：人们对待我像一个低人一等的人，而我渐渐就也开始相信了。
People put you down enough, you start tobelieveit.
第三种霸凌，更加的无处不在，就是强者对弱者的霸凌。
弱者不配有自尊，甚至可以不被当做平等的人，这样的逻辑，在电影里随处可见。
儿童被性侵，妇女被欺辱后，她们的维权之路困难重重，甚至于被害人多次被置于二次伤害中。
犯罪的风言风语是刮向被害者的，施害者在酒局上照样谈笑风生。
工作和住处不保，是针对被害者亲属的，
被当做一个犯人一样审问是针对被害者的，
“用钱可以收买一切”这样的侮辱性赔偿是针对被害者的。
但这个强弱是相对的，我们作为一个强者的时候，对待弱者的态度，就会变成我们作为一个弱者的时候，被强者对待的态度。
所以导演并没有直接带我们去控诉某一个对象，她带我们反思，是我们亲手打造了这个霸凌链。
从儿童到成人，从女性到男性，从下级到上级，我们都有作为强者的时候，我们也都有作为弱者的时候。
女家长在男家长面前是弱者，但她转身就去霸凌了自己的女儿。
黄毛小健在大哥面前是弱者，但他转身就去霸凌了自己的女友莉莉。
男家长在他的上级面前是弱者，但他转身就去霸凌了比他还弱的其他受害人。
酒店男老板在公务人员面前是弱者，但他转身就去霸凌了自己的女员工。
而这个链条的最底端，就是儿童。
所以电影不仅仅是把矛头指向某一个人，它拿起放大镜，观察了土壤，然后告诉我们，参与了霸凌链条的每一个人，都是受害者，也都是施害者。如果强者不能保护弱者，那么最终对于儿童收到的伤害，我们人人都有份。
一个小彩蛋，讲一讲电影中多次出现的梦露超大塑像。
片中的两个少女，被性侵的小文和旁观了性侵的小米都对梦露的塑像有一种感情联结。这里面既有憧憬，也一种同命相连。
首先，梦露代表了一个强大的，性感的，张扬的，强烈女性化的形象。这在两个未成年少女心中，有一种灯塔般的意义。因为梦露女性化的一面可以如此坦荡，或许自己将来某一天自己也可以成为这样坦坦荡荡，强大的，明艳的女人。而在梦露的身边，她们感受到一种成熟女性对她们的包容和保护。所以她们最无助的时候，会选择出现在梦露身边，好像获得了某种精神力量。
而另一方面，玛丽莲梦露这个形象，与她们同命相连。好莱坞性感女神千千万，而梦露永远是梦露。很大程度因为梦露她不仅仅是身体性感，她全身上下的性感里透着纯真无辜的味道。在正人君子眼里，这种纯真的性感，像圣洁的天使，在登徒子眼里，这种纯真的性感，代表了挑逗与易于施加犯罪。
所以她们好像与梦露是同命相连的。
引申一下，梦露这个捂住白裙的经典形象，来自电影《七年之痒》。《七年之痒》讲了一个什么故事呢？已婚男人理查德在妻子外出度假期间，楼上搬来了一个性感女郎梦露。理查德用了全篇90%的时间幻想梦露是如何在勾引自己。天太热，梦露想吹一下来自地铁的冷风，但裙角被风吹起来了，也就有了这个经典的造型。
在理查德的心中，梦露一直在挑逗自己，勾引自己，但事实上，这全都是他的幻想，是他自己心里的痒。现实中直到电影结束，梦露对他的所有的互动全都止乎礼。
梦露的这个经典造型，看似是勾引与挑逗，但最初诞生之时，是在反讽男人的自恋与一厢情愿。
她捂住自己飞扬的裙子真不是为了勾引谁，只是天太热了，想吹吹地铁的风而已。
——————————本文原载于我的公众号肖恩恩恩恩肖的瓜子社(Sean_lalala)，欢迎关注
在电影《嘉年华》的映后，我听到了很多观众的讨论，讲述自己的经历或者知道的关于性侵的案件，也在观影后由衷的感谢这部电影。好几个女孩流下了泪水。一部好的电影，首先扛起了它应有的责任。有勇气，有力量，也有美和暖。
红黄蓝幼儿园虐童案件使得虐童和性侵受到了社会重视，也引起了大众的愤怒。在谈性色变以及缺乏基础性教育的中国，大多数女孩在遇到类似的事件，都选择了沉默，甚至是在长大后才意识到自己被性骚扰。
电影《嘉年华》始于沙滩上巨型梦露雕像的裙下。12岁的女孩小文和小新被当地商会会长强暴，而15岁的女服务员小米目睹了这一切。电影并没有直接表现小女孩受到侵害的过程，而是围绕事件之后的剧情展开。
影片有个很浪漫的名字，导演文晏解释：“我们生活在一个像是嘉年华似的时代，无比光鲜，无比喧嚣。大家没有办法停下来，没有办法去思考背后的人和故事。我恰恰想讲的是这些光鲜背后的故事。而且嘉年华字面有美好年华的意思。所以我觉得可以用这样的名字。”
对比女性角色，片中的男性怯弱、无措、自私自利，没有正面出现的犯人刘会长，作假证明的警察和妇产科医生，压榨员工的酒店经理，殴打女朋友的健哥，忍气吞声的女孩父亲。这并不代表本片是一部女权电影，而是导演在要求，男性应该发声。
影片的结尾，小米穿着白裙子骑上莉莉的电动车疾驰，再次踏上漂泊的未知。就像影片的英文名《穿白衣的天使》一样，无论她今后的遭遇如何，无论等待着她的会是什么，她永远拥有精神上的纯洁。
在金马奖获得最佳剧情片、最佳导演、最佳女主角三项提名，《嘉年华》还是今年入围威尼斯电影节主竞赛单元的唯一的华语片。
这是女导演文晏的第二部长片，历经四年的筹备和一年的剧本打磨，这并不是一次不负责任的社会新闻事件的改编，而是经过深入思考后的历时良久的有态度有技巧的创作。
她说希望这部电影能为大家提供一个讨论问题的起点，而不仅仅是一次情绪的宣泄。
电影虽然是在讲性侵，但它没有直接讲这个施暴者是如何去性侵小女孩，也没有女孩自己的心理状态的描述，而是去讲性侵之后，围绕这件事相关人群的反应和随之带来的事件。您是如何做出这样的视角选择呢？
文晏：当时我也做过一些研究和咨询，这些孩子还处于懵懂的状态，尤其这种一次性的伤害，她们都不太懂，在当时表现不出明确的态度。我们国家没有性教育，很多孩子连身体的部位都说不出来，这就是为什么很多这样的案件大家都不知道。她不会表达，也不知道该怎么跟父母说。
我不想故意拍得很惨来赚取大家的眼泪，我想讲的是整个社会机制在这些问题上的缺失。所以我选择了这样的处理方式，反而是之后大家的反应给她造成了二次伤害。
所以也没有很细致的去讲事件发生的过程。
文晏：加害人没有那么重要，这样的事件发生是有一定的偶然性的，但我不讲偶然性，而想探讨社会必然性。犯罪总是有，我们该如何对待这样的案件，如果对待这样的少女，我们整个社会该做什么保护措施。案件只是一个载体，所以在片中我也没有让加害人正面出镜。
小演员是否知道完整的剧本？还是调整为她们可以理解的剧本？
文晏：文淇是在开机前才给她看了她的一半剧本。她们的年龄太小了，也不太可能理解剧本的整体，所以只要专注在她自己的那部分就行了。她只要理解流浪儿童打工，每天为了多挣五块钱这部分就行了。
美君我是完全没有给她剧本，让她专注于跟父母的关系，建立人物情感。没有必要给孩子她们不能理解的东西，那样不能帮助她们的表演。
片中的男性形象都是比较怯弱的，影像上的表达也是不完整的，您是在刻意弱化男性吗？
文晏：我的电影反对的是偏见，所以我不可能带着偏见去写剧本。我想反映的是社会对女性问题无意识的状态。相比一些西方社会，我们对女性问题的探讨相对少，女性意识也是有局限性的。所以没有专门对男性有怎样的处理。
我关心的是人的境遇。你之所以是今天的你，是你所有成长环境和周围人造成的，所以在这件事情上你才会做这样的选择。我想通过这些小人物，投射出整个社会的样貌。
有人觉得父亲懦弱，但是这些小人物确实是长期处于失语状态，他是没有发言权的。耿乐说“那公道呢？”，我一定要让他说这句台词，但是是退后三步才说的方式，就因为我们的公民在今天的社会里不习惯说这样的话，而事实上这是每个人都应该坦荡的大声说出来的。
小米有句台词非常感人，说这里沿海很暖和，即使无家可归也能睡个好觉。如果向观众完整的讲述小米这几年的打工经历，一定会触动到更多人，为什么没有讲她自己的这部分？
文晏：留白让你去想象，其实是更打动人的。就像今天我跟你见面，以后很可能就见不到了，我对你的了解就只是个片段。但是想象的空间是特别大的。篇幅所限我只专注于现在的故事，但是我想在有限的时间内让你看到小女孩做了这些事情，让你最终理解她是从哪儿来的。
当时选定南方，就是我想，一个流浪儿童经常食不果腹、流浪街头，她之所以能存活下来，就需要找到一个温暖的地方。
电影很有趣的一点是她没有出于同情而帮助她，而是她自己的境遇让她这么做，这是怎么设置的呢？
文晏：一个是为了避免商业片的套路，两个主角一定要有很多的交锋，我希望它有一种真实感。她们唯一的偶遇是开篇那一次，但她们彼此的影响是更深刻的，她们面对的抉择才是彼此真正的联系，而不是说一定要碰到。
电影里很少出现完整的梦露的形象，只有指甲油、高跟鞋等等符号，为什么？
文晏：前后出现过六次，也是非常仔细的设计。从第一个镜头出现难以分辨，到后面红指甲对观众的冲击力。梦露的形象大家看得太多了，我也不需要她在片中非常具象的呈现。她就是代表了一个女人。
有人看完电影说我在片中其实只讲了一个女人。她所代表的就是这样的概念。很多人光看她的脚就已经能认出她来了。
小文第一次夜里来到海边看到的是她的背影，她很丰满，有宽宽的肩膀，带有一点点母性，小文会觉得她就像她的妈妈一样。她有很多丰富的意象，我用不同的角度去呈现，也有不同的意义。
我不想让大家只是想到梦露，而是想的是女人。
看片时有两个镜头印象特别深。一个是做妇科检查时的主观视角，另一个是梦露腿间的灰色建筑。这是女导演少有的生猛镜头。
文晏：这两个镜头基本上就是主题嘛。我知道那个主观镜头观众看起来会有点不舒服，但这就是二次伤害。我不会去拍那种纯粹宣泄性的为了效果的镜头，但我觉得这个镜头是必要的。
比如我不会去拍性侵的场面，我对这个暴力不感兴趣，而我想要让观众看到的是社会对孩子的二次暴力。它是必须的，也是非常冷峻的，差不多是剧本创作阶段就想好了的。
看短评发现很多人跟我一样，结尾都想到了《四百击》。
文晏：我其实没有想到，但后来也好多人跟我提到。好电影对你的影响是下意识的，你喜欢这部电影，它进入到你的血液，不知道哪天就会生长出来。
上映版本加了一段广播，很多观众都觉得突兀，这是为了过审而特别加的吗？
文晏：下次你可以再仔细的听一遍这个广播，它还有非常有意思的另外一个层面的东西。大家关注的大多都是案件，但我关注的是女孩子的成长。
我们希望电影能跟观众见面，也希望能在不牺牲我艺术表达的情况下，完整的保留全部内容的前提下，做一个非常小的变通，而且也不是简单粗暴的变通。
这件事情是跟每一个人都相关的，如果这些孩子没有受到很好的辅导和帮助，她到了成年面对爱情面对婚姻，都会反射出很大的问题，伤及的不仅仅是她自己，还有她周边的人。
很多时候我们对这样的事情都没有意识，比如性骚扰，在西方是很清晰的，大家都知道这样的话这样的行为就是性骚扰，你马上就可以寻求法律手段。但在中国这是非常模糊的。这个电影给大家提供了一个讨论问题的起点吧。
很多人在看完片之后贸然的打上了女权电影的标签，这应该是您特别反对的吧。
文晏：对，我觉得标签都是简单粗暴的，所以我的电影采取的角度才是相对客观冷静的我也没有说我要引起大家强烈的愤怒或是怎样。愤怒不解决问题，愤怒不是导致很好的结果。反而需要冷静的思考和探讨。过于标签化口号化处理问题，就会造成一些对立和不愉快，但我们要的不是对立，而是大家共同来解决一些问题。
不管是参与制作还是自己执导，您选片的标准是什么？
文晏：就是好的东西吧，哈哈。会选择自己非常喜欢的，有艺术表达的、独立思考的、有立场有态度的电影。
大家在看完这部电影后提到了很多导演，比如觉得像安哲的电影，结尾像《四百击》，女主角又有点像戈达尔女主，包括摄影也请来了达内兄弟的御用本诺·德福。感觉您是一位很有迷影烙印，但是又不会做炫技的导演。
文晏：真正做自己片子的时候我不太参考其它电影，尽量让自己保持独立思考，但以前看过的电影会作为养分。也是因为处理这样的题材，要特别尊重你的人物和主题，但凡在里面加入任何炫技，别人就不再关心事件。这个题材决定了你必须非常朴素的捕捉和表现它。
对片尾音乐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是国内的创作者吗？
文晏：是的，文子，《夜车》《白日焰火》都是他做的。我们反复沟通，他也花了非常多的心血。威尼斯电影节主席第一次看完就说，给这样的电影作曲是很难的，因为现实主义不需要宣泄性的音乐，而是一点点进入，又要特别契合那场戏，把所有的压抑都释放出来。
您觉得这样的小演员，参与的第一部作品又是很特别烦的题材，您对她们今后的发展有什么期许吗？
文晏：我们在拍摄和宣传的时候都是对她们非常保护的，所有工作人员的言行都非常注意。尤其像美君演这样的角色，我们不能让她受到任何伤害和偏见。
小孩的路很长，她们是否能成为优秀的成年演员，都很难说，对于未来的计划我们也是顺其自然的，不给她们任何压力。
很难把她们当成普通的童星来看待，也不想把她们当成明星，不管是赞美还是批评，都要实事求是。
前几天承水怪赠票，去看了电影《嘉年华》。这是一部极具勇气，艺术上也颇为出色的电影。我已经记不起上次在电影院看到对社会问题有观照的电影是什么时候了。
导演文晏在映后提到她所选取的第三人（酒店服务员）视角，是一种旁观者的位置，极为克制。这种“克制”在电影中非常明确，没有直接表现会长性侵小女孩的过程，没有受害者哭天抢地，没有父母的申诉，唯一一个称得上激烈的情绪时刻，是耿乐饰演的父亲在看到医院召开发布会说女儿并没有被侵害后，试图上前和医生理论。那是一个远景。电影里甚至没有侵害片里常见的刻板人物，如果想想最常被提到的《熔炉》和《素媛》，首先会想到其中令人不寒而栗的坏人，和极其无辜的好人。
《嘉年华》里，每个人都陷在自身生活的困境之中。小文父母有不如意的婚姻，这是他们疏于关怀女儿的原因。小米从小流浪各处，以自保为本能，所以不愿相信律师。酒店老板算是个比较规整的反面形象，不想惹麻烦，就藏起了视频证据。所有人的困境织成网，小女孩们再也逃不出去。造成她们悲剧的是性侵者，也是所有人。
看完电影和沛沛吃饭，我们自然讨论了起来，提到了电影的风格，克制。有很多评论说这就是中国的《素媛》和《熔炉》，但两部电影的风格差异太大了。看《素媛》、《熔炉》会痛哭，但看《嘉年华》更多的是叹气。《素媛》、《熔炉》是这样一种电影，完整地展现了美好被撕裂的过程，有一个确切的反派，有一整套体制的压迫，有一方坚持对抗的力量。无论结果如何，任何一种情绪，对美好的同情，对反派的痛恨，对坚守者的感动，都得到了有力的释放。观众内心，也因为观看这部电影，完成了一次伸张正义的过程。
这与《嘉年华》的克制，并无优劣之分。而我在想，克制固然是导演的审美偏好，但同时，它几乎是唯一可能在中国实现此类题材的方法。因为我们反抗的对象是缺失的。有伤害发生，就有施暴者，而施暴者不可描述。《嘉年华》里的施暴者是着墨最少的一个角色，只有前后寥寥几个镜头，几乎可以认为是符号。他是“商会会长”，其中一个受害小姑娘的父母的朋友。而文晏最初对这类题材感兴趣，是看到各地当时被广泛曝出官员、校长性侵幼女的新闻。权力者被置换成了一个普遍意义上的“坏人”。即便如此，施暴者的面目仍然是模糊的。他没有像《熔炉》中的那个肥头校长，缓慢露出猥琐又骇人的笑容，定格成经典的加害场面。他无法被记住。
故而无从指责，无从怪罪。母亲只能骂女儿，以后不要再穿浪荡的衣服。父母相互埋怨，“如果不是你想和会长套近乎，怎么会让女儿认他当干爹？”阻碍律师取证的是酒店服务员和老板的自私，而警察的干涉被匆匆带过。人性的弱点如泣如诉，可真正的恶呢？真正的恶是故事的背景，还走不到舞台中央。
一旦指认出恶，必然要求指认出恶的原因，完成对恶的惩戒。你必须说出魔鬼的名字。但我们生活在不允许魔鬼存在的次元里。
当看到医院造假，医生对媒体说两个小姑娘并没有受到侵害，观众憋屈的情绪到了一个极值。小文父亲几下无助的挥手，除了自取其辱之外毫无用处。但很快镜头一转，以画外音的方式告诉观众，施暴者被抓了，干涉案情的警察被抓了，造假的医院负责人也被抓了……仿佛有一个全能的天神，于无声处主持了正义。而这天神是谁，如何主持了正义，就和这恶一样，没有来处，没有身影。
中国的观众，早已学会脑补电影。一看到这里，观众席马上有人私语，“删的还挺多”。我们习惯了这种表达方式，心领神会，生怕导演不知道“我懂的”。
电影的克制是一种“职业”的创作态度。它抗拒直诉苦难的悲情，谢绝沉溺于悲伤，甚至是体面的。它可能是我们唯一能保留尊严的方式了。在这一点上，对导演有极大的尊重和敬佩。
没拍出的那些呢？专注的哭泣，彻底的愤怒，以及决绝的反抗，最终迎来胜利。这些我们没在电影里看见过，也没在现实中实现过。
入围今年威尼斯电影节主竞赛单元，因未曾斩获荣誉而在国内鲜少被媒体提起。不久前，它获得本届金马奖最佳剧情片，最佳导演，最佳女主角在内的三大重要奖项的提名，媒体的焦点更愿意留在“天才少女”文淇这个更抓人眼球的新闻点上。这部影片就是文晏导演的《嘉年华》，今年最值得推荐给所有人的华语电影
本文首发于《映画台湾》公号 11月13日
上世纪50年代，美国道德和性爱思潮的涌涨中，梦露妩媚性感的形象受到了广泛的追捧。几十年过去了，在中国某个小镇，因为裙摆掀的太高，梦露從女神变成了荡妇。
2014年6月，广西贵港，一樽玛丽莲•梦露雕像，构建之初就打出了“全世界最高梦露”的旗号。落成之后，人们争相簇拥在她的裙摆下，小心地窥探和议论着。
在商业中心街头矗立了仅6个月，因为“有伤风化”，而被有关部门勒令进行了拆除，性感女神最后如同垃圾一般躺在了郊外的废品处。
贵港的轰然倒塌，迎来了另一座梦露在《嘉年华》中的平地而起。
电影开篇，女孩小米站在巨大的白色裙摆下，她轻抚雕像鲜红的脚趾甲。
她神情满是惊羡，梦露在她眼里，只是好看的女人。
仿若西西里岛黑暗旋涡中的玛莲娜，越美的事物，越经不起俗世的洗礼。《嘉年华》像附在社会现实面上的油麻纸，你从外围看得通透，当时伸出手触碰，却发现这层薄纸脆弱得可以。
黑户少女小米在海滨小城的一间旅馆打工，时时面临着因为年龄身份问题而被辞退的危险。她替前台顶班的某个深夜，一位成年男子领着两名小学女生来到旅馆开了两间房。
当晚，小米在监视器中看到男子强行闯入隔壁少女的房间。事后，学校察觉出异样，将女孩们送到医院检查。处女膜破裂，两名少女被性侵了。可是因为旅馆的监控系统老化无法保存视频，警察缺乏证据，施暴者逍遥法外。
中国的电影工业环境下，投机者们渐渐发现，观众的情绪其实可以点燃和操纵。于是，情怀、爱国相继成为了可被消费的商品。正义感驱使下的愤怒，当然也可以被利用。
《嘉年华》的故事，很像一则社会新闻。女童被性侵放在当下，是一个非常可以引发讨论和关注的题材。
文晏难能可贵的一点，在于她从始至终都没有通过影像来发泄情绪获得共鸣和认可。
我们生活在一个似嘉年华般的时代，人们如同坐云霄飞车一般，尖叫着发泄着直观的感受。
无论是南京高铁猥亵养女事件还是留守女童被性侵案例，当这些社会阴暗面被曝光在公众视野下时，民众用键盘充当着自己正义使者的武器，喧嚣着“把这个禽兽抓起来”“还是不是人”，如此“正义凛然”的话充斥在网络平台上。
我们附和，我们赞同。
我们有太多愤怒，却太少思考。层出不穷的事情在媒体上逐渐冷却翻篇之后，人们又恢复到什么都没有发生的状态。
愤怒就像曾经向河流中投入石头，掀起过波澜，很快恢复平静，死寂到你甚至连波纹都察觉不出。那些遭遇过伤害的人，他们后来怎么样了？没人记得去关心了。
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认为，酷刑作为一种公共景观已经消失。暴力并非只有被展示，从能达到惩戒暴力的目的。
电影当中隐去了犯罪人的形象、甚至连侧脸都没有。“我更想探讨其他人是不是尽到了责任？社会又给予他们什么保护了？”文晏在映后谈中如是说。
这场性侵在《嘉年华》中，只是引导观众去认识反思这个案件的媒介。而比性侵更让人心寒的，还有现实中无形而隐晦的羞辱和冷漠。
案发的当晚，两个少女小文和新新曾经向前台点了四罐啤酒。喝啤酒似乎不是一个“好女孩”该有的行径，于是警察审讯的时候对她们的口供表示质疑，不停追问着喝酒的细节。
即便是最亲近的人，事后也无法给受害人应有的温暖。小文的母亲得知此事后，痛苦又羞辱，在医院当面给女儿一巴掌。回家之后疯狂地扔掉女儿柜子里的裙子，嘶吼道“让你穿这些不三不四的衣服”。
不能说警察对少女没有半点怜悯，母亲就是冷漠无情的异类。相比无知到根本不知道处女膜是什么、那晚发生的丑恶为何的两个小学女生，成年人反而因为深知事情的恶劣性必然会更为痛心。
只是在痛心疾首之时，他们共同默认了这些事情因果中的“因”除了那个丧心病狂的禽兽，有一部分出自女孩们。
小时候爸妈就警告你，衣服不要露太多。为什么？因为会有坏人，这规训话语背后潜藏的逻辑是，行为不检点便会引来不幸。
所以，《嘉年华》中人物的举动和做法你并不会觉得怪异陌生，不会认为只会在戏剧当中出现，是被夸张、被反面塑造的存在。
他们真实，他们就是生活中的你，我，他。
对遭受性侵的未成年人实施羞辱和冷漠，是对受害人的进一步伤害。性教育在我国的缺失，则是把未成年引向恶魔的无形推手。
医院告诉女孩家属，二人处女膜破裂时，新新木讷地问小文，处女膜是什么呀。
影片中另外透露给我们的信息，拼凑出那个罪犯的身份全貌：滨海小城的一位有钱老板，同时还是两名女孩其中一位的干爹。
层不出穷的社会新闻中，对未成年人实施罪行的往往就是他们的身边人。
然而，某卫视的一档亲子节目，给女童安排陌生男子做父亲的做法依然“坚持不懈”着。因为话题之后是巨大的点击量和收视率，媒体更是乐此不疲地为本是“父女”的组合炒着CP。
娱乐至死的年代，不断地在消解着观众的思考能力，对某一部分观众而言，他们的偶像是肉体和道德完美的化身，他们听不得一丁点对“父女”组合的质疑，并回馈以“你思想怎么这么龌龊”的唾骂。
可层出不穷的案件发生之后，我们难道还不该拥有有一点独立思考反思的能力吗？
文晏在《嘉年华》中一一提出了这些反问。她把影像当作一把冰冷的匕首，直戳观众的脊梁骨，让你不寒而栗。
影片是以两个女孩的视点展开的，一个受害者文文，一个旁观者小米。但受害者和旁观者的身份在电影中，其实是互相转化着的。
不光呼吁着对未成年的性教育和保护，《嘉年华》也是为所有未成年孩子的安全发声。
黑户、童工，离家出走，小米的身份太过沉重，看似跳脱于这场悲剧之外，但是当她试图通过这件事来换取自己的安稳时，她也成为了受害者。
时间在电影中仿佛变成了轮回的管道，宾馆的前台，那个漂亮的堕胎出卖肉体的姐姐，似乎就是未来的小米。
仿若《尤里西斯的凝视》下的再见列宁，片末，梦露的雕像在广场上被拆除了。在导演文晏眼中，梦露不是女神、也非荡妇，而是白衣天 使（《嘉年华》英文片名ANGELSWEAR WHITE）。
小米穿着洁白的裙子，骑着逃亡的电动车行驶在公路上，逃过了出卖自己肉体的命运。
运送雕像的货车从她身后经过，压抑了许久的情绪，在这一刻随着音乐的响起得到解脱。没人知道她会奔向哪里，虽然前路未知，但人生最大的幸事，是生活依然存在着可能性。
《嘉年华》最想传达和期盼着的正是：有可能性的存在，才会迎来改变。
11月24日，影片会在全国上映。期待着这部片子会给这个社会带来那么一些变化。
我向来不喜欢用“好看”和“不好看”来评价一部电影，我觉得电影不应该用“好看”和“不好看”来分类，我更倾向于说它们好不好，或者值不值得看。
从《盲山》到《亲爱的》，到《二十二》，再到《嘉年华》，都告诉我们有些电影可能不够精彩，不够有趣，但它们承载的意义超过了电影本身。电影的功能从来就不只是娱乐，有时它们也能改变我们的生活。
《嘉年华》是今年威尼斯电影节唯一入围主竞赛的华语片，也是今年最好的华语片之一。
电影围绕女孩小文和小米展开，聚焦未成年少女在成长过程中所面临的社会恶意和困境。
小文是一名12岁的学生，父母离异后和妈妈一起生活。
有一天，小文和同学小新被高官刘会长带去旅馆，并实施了性侵，这将成为伴随小文、小新一生的阴影。
然而比性侵更可怕的是，小文身为受害者在事后还受到各种折磨。
医院两次对小文检查，先后得出了不一样的结果，第一次说小文失贞，第二次由于被收买竟然说小文的身体完好无损。
医生不顾小文的感受，在媒体面前公开发表检查结果，意味着小文年纪轻轻就将面临人们的议论纷纷。
除此之外，警察以查案为由多次逼迫小文回忆当晚的遭遇，不断让小文回想起她这一生最痛苦的经历，不断让小文遭受二次伤害。
而小文的妈妈不抚慰小文受伤的心灵，反而剪掉了小文的头发。妈妈不想办法让坏人伏法，反而谴责受害者，口口声声对小文说：“叫你穿那些不三不四的衣服！”
爸爸更是软弱无能，面对女儿的离家出走，竟然说要让妈妈把她接回去。
而经历这一切磨难的小文，仅仅只是个孩子。
我们无法得知她的身心有多么痛苦，也无法得知她是如何挺过来的。
我们看着这一幕幕画面，心如刀绞，想要帮助小文分担一点伤痛，却又无能为力。
另一边，酒店的服务员小米通过监控录像目击了案发经过，她有刘会长犯罪的确凿证据，但为了保住月薪不足600块的工作，选择了沉默。
酒店一晚上的房费就要700多，可能她觉得能住在这里的人，永远不需要她的帮助。
原来，小米也是广大女性弱势群体的一员，她三年前从老家逃出来，颠沛流离了15个城市。至于她为什么离家出走，我们无从得知。
我们只知道当人们问她想不想回家的时候，她说不想。
我们只知道她宁愿守住这份月薪不足600块的工作，宁愿每天打扫房间、洗碗、倒垃圾、做别人不愿做的活，也不愿回家。
在我们看来，这位10多岁的未成年少女，本应该像同龄人一样在学校上课、和同学玩耍，此时却干着与年龄不匹配的脏活累活，拿着比法定最低工资还低的收入，堪称地狱般的生活。但在她看来，和老家的待遇相比这不算什么。
如果不是因为这部电影，我们可能永远无法知道现今这个年代，还有女性具有如此悲惨的遭遇。
发生在小文和小米身上的故事看似夸张，但绝不仅仅是电影中的虚构故事，它们每年都在发生，就在我们身边上演。
关于性侵儿童的案件，很多都无疾而终，还有更多的是根本就不为人知。
导演将它拍成电影，让男女老少能够在电影院观看，就能够在一定范围提高人们的关注，那这部电影就比十部、二十部爆米花电影更有价值。
《嘉年华》的剧情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韩国的《熔炉》，但《嘉年华》丝毫不比《熔炉》逊色。
《熔炉》因为优秀的剧本、台词而非常富有感染力，很容易带动观众的情绪，让人看得咬牙切齿、义愤填膺，甚至潸然泪下。
和《熔炉》相比，《嘉年华》平淡了许多，或者说冷静了许多，显得不够催泪，给人一种“不好看”的错觉。
一部电影是否富有感染力、是否催泪并不是评判电影好坏的标准，反而我恰恰认为克制正是《嘉年华》的优点。
我们一向容易给感人的电影打高分，比如《7号房的礼物》《假如爱有天意》。并不是说它们不好，但我们打高分总是仅仅因为它们感人，而不是因为电影好。
久而久之，我们会产生“催泪的就是好片，不那么催泪的就是拍得一般”的错觉。其实，如果一部电影不刻意煽情，你所看到的才是这部电影是最真实的样子。
还记得前不久上映的《敦刻尔克》，很多人说它和以前的战争片相比不够燃，不够好看。恰恰相反，优秀的战争片绝不会以“燃”“热血”来宣扬战争、美化战争。克制、冷静地叙述才更能还原战争的真实，表面上不够好看，但内在所蕴含的艺术造诣却达到了非常高的水准。
同样的道理，优秀的伦理片，也绝不会尽可能地催泪、煽情、感人。毕竟要把电影拍得煽情太容易了，煽情的电影人人都会拍，一年至少几百上千部。
只要你刻意将主角拍得多么多么惨，将其它人拍得多么多么无情，正常人都会哭成狗。
但是哭过之后呢？
大家看哭了，就会去关爱儿童吗？就会去关爱女性吗？
根本不会。
大家只是当时觉得电影很感人，三天之后还是该干嘛干嘛。
就好比看到那些性侵的新闻，我们会难过、会伤心、会流泪，但我们无法阻止性侵案的发生，并且当下次发生性侵案的时候，我们能做的还是只有难过、伤心、流泪。
我们不只是需要知道发生了什么，更需要知道社会的反应，更需要知道事情后来怎样了、有什么进展、有没有解决。
《熔炉》整部电影都是在讲小孩有多么惨，校长权力多么大，司法多么不公，你当然觉得催泪了，但这是远远不够的。《熔炉》这部电影好吗？当然好，而且非常好。
但如果后面的电影再这么拍，就没多大意义了。
《嘉年华》和《熔炉》讲述的是相似的题材，但侧重点完全不同。
导演最大程度地弱化了小文被侮辱的过程，而是着眼于事后。导演没有通过“卖惨”来打动观众，短短10分钟就把小文的遭遇讲完了。而剩下一两个小时都是在讲人们对这件事的态度、人们的所作所为，毕竟这些才是最重要的，也只有这些才能真正让观众深思，更有实际的意义。
导演没有掺杂过多的个人见解，没有过多的感情宣泄，没有把观众往特定的方向引导，而是客观、踏实地讲故事，让观众自己思考。
导演选择了还原电影的原始之美，没有刻意煽情，叙事非常克制、冷静，节奏略显缓慢。《嘉年华》表面上平淡、不好看，其实让观众更有时间去思考更多的问题。
看完《熔炉》，我们只知道不应该伤害未成年人，只知道罪犯可以凭借权力减轻处罚。但看完《嘉年华》，我们还会思考当未成年人被伤害后，我们可以做点什么。
这也是为什么我说《嘉年华》丝毫不比《熔炉》逊色。
这也是为什么观影结束之后，全场掌声不停。
我当然希望再也不会有未成年人被伤害，但即便是司法再健全，永远都会有罪犯。我们不应该逃避性侵话题，应该勇敢面对，应该思考当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我们做什么、不做什么，才不会让事情变得更坏。
妈妈怪小文穿着不保守，还剪了小文的头发，直接导致了小文离家出走。那我们是不是应该从中学会与孩子沟通？是否应该用教育代替责备？
无独有偶，小米宁愿干脏活累活、宁愿受非人的待遇也不愿回家，我们是否该反思对孩子的关爱还不够？
刘会长提出私下解决，承诺承担小文、小新所有的学费，那我们应该怎样制订法律，才能既让罪犯受到惩罚，又能让受害者得到物质和精神上的补偿？
小新的父亲选择了与刘会长私了，理由是：“就算判了刘会长又怎样？他关几年再出来可以继续呼风唤雨。但我们的孩子呢？就要被人们说三道四。”
性侵案时有发生，是否是因为犯罪成本太低，罪犯出狱之日就是放虎归山之时？我们怎样有效减少罪犯再犯的几率？
当我们得知儿童、女性受到伤害，又是否应该停止议论纷纷，多多给予关怀？
我们知道，女性地位最低的国家之一是印度，印度女性频遭性侵，2014年一年之内强奸案数量高达3万多起。
电影《宝莱坞机器人之恋》中，机器人将一名全身赤裸的女性从火灾现场成功救出来，无良媒体竟然纷纷拍摄，导致这位女生连忙说自己没脸活下去了，冲上街头羞愤自杀。
这种事情，真的仅仅只是发生在电影之中吗？
哈利·德莱福斯控诉凯文·史派西猥亵，竟然有人说他想上头条。
苏珊伯特伦指控“T-bag”罗伯特·克耐普对她性侵，竟然有人说女人太矫情。
章子怡多次拒绝韦恩斯坦，竟然有人说她蹭热度。
章子怡身为国际最知名的华人影星之一，需要靠这种新闻提升知名度？
格温妮丝·帕特洛称曾遭到韦恩斯坦性侵，竟然有人谴责她过河拆桥。
还有人质疑韦恩斯坦的受害者们事后出来装圣母婊，早干嘛去了？
难道不正是因为《嘉年华》中小新的父亲怕人们说三道四，不正是因为《宝莱坞机器人之恋》中无良媒体肆意拍摄，不正是因为受害者怕人们议论纷纷，不正是因为这群键盘侠谴责受害者，她们才不敢说出来吗！
难道在不尊重女性方面，我们已经变得和印度人一样了吗？
发生了性侵案，我们可能的确帮不上忙，但我们可以停止谴责受害者，她们不是被八卦的对象，也不是我们宣泄苦闷的工具。
我们总是对坏人太宽容，对受害者太苛刻。
《嘉年华》中，小米的同事莉莉说“下辈子再也不做女人了”，随后离开了这里。
而故事的最后，小米也骑着摩托车踏上了征途，驶向未来，驶向自由。
这让我想到了印度电影《炙热》，三位妇女在受尽苦难之后结伴踏上了寻找乐土的道路。
我佩服她们的勇气与坚强，但同时我又希望有那么一天，女生们不需要以这种方式追求自由，她们在家里，在学校，在公司，在整个社会的任何角落都能受到平等的对待。
而史可饰演的律师不怕困难与危险，为了帮助小文讨回公道，公然与警察、与刘会长作对。
当人们问她：“你干这行十多年了，就没想过做点别的吗？”
律师说：“这类案子需要做。”
没错，这类案子需要做，《嘉年华》这样的电影也需要存在。不仅如此，还需要家长带着孩子、需要老师带着学生去看一遍。
《熔炉》上映引发韩国民众持续关注，韩国国会因此改变法律。韩国警方再次着手对“仁和学校事件”进行调查，涉案人员被重新起诉；《断背山》让人们明白同性恋和异性恋一样正常；《一个国家的诞生》影响了人们的种族观念……
我们总觉得看电影只是消遣娱乐、放松心情，对生活、对社会不能带来任何帮助。实际上优秀的电影小到能够改变我们的三观，大到能够改变整个世界。
《嘉年华》绝不应该用好不好看来评价，如果它能让人们更加关注儿童、女性，这部电影本身的意义就值五星。
电影之中，小文妈妈把责任归咎于小文的头发和衣服的行为实在让人心寒。
人们总是批评受害者打扮得太美，什么时候才会谴责坏人的禽兽行为！
人们总是安慰受害者要学会坚强，什么时候才让坏人接受应得的惩罚！
人们总是告诉女生好好保护自己，什么时候才教育男生不要伤害别人！